转载 回忆革命时光

今天在twitter看到这个，感慨万千





埃及还没有完，伊朗、巴林、利比亚又开闹。看来这个世界，人人都想要民主。晚上偶尔趁着Michael一分神，把电视频道从天线宝宝换开，结果翻到CNN，好家伙，坦克都开上了街，直升飞机往下扫，几个人满脸是血…这是好莱坞电影吗？

这些情景，偶尔会勾起20多年前的事，点点滴滴地浮上来。过去了这么多年，很多细节却还很清楚地记得，毫不褪色。

多年来，一直犹豫是否该写点什么；记忆已经开始支离破碎，断断续续起来。是的，趁着还没有完全遗忘，应该记些东西下来。老了，不做梦了，只会回忆，这也算是一段历史吧。

这几天下雪，办公室里很多人没有来，十分清静，我也趁机干点私活，便有了这篇长长的回忆，籍以纪念那段不同凡响的日子。

第一次游行-谁点的火？

胡耀邦是89年4月15日去世的，接下来的两天，北大校内贴满了大小字报。4月17日，胡在中央团派系统的亲信，看学生们怎么还没有什么动静，就委派北大校团委，特别制作了一面篮球场大小的白布，上书一个大大的“魂”字。这面白布，校团委交给当时的学生会主席肖建华，肖于17日晚上再交给了我。

我当时在学生会给肖跑腿，当晚带着我的两个副手，88届法律系的李海峰和历史系的陆继强，爬到28楼四楼水房外，甩出那个大大的“魂”字。一瞬间，所有被压抑的激情顿时被激发出来，我站在水房的窗台上（不怕摔下去），也体会了一次登高“接受”万众欢呼的感受。

白布被迅速扯下，校团委安排的几个内线不停地喊，“走，去天安门！”…

同学们簇拥着那块白布，走到了天安门，把那个“魂”献到了纪念碑前。“魂”在纪念碑上停留了好几天，成为运动早期的一个标志，周围慢慢又很多花圈献上来。

那是整个6.4的第一次游行。

有幸参与点了这第一把火。

亲身参与了六四的很多事情，我也一直很关心别人写的回忆。很多人回忆过那第一次游行，那个魂字，甚至描述过“有同学从28楼水房展示一面巨大的写有一个魂字的白布”，但却一直没有人知道那是谁干的。

当然，政治实在是非常黑暗，一开始我们学生就成了高层斗争和博弈的工具。

毕业后没再见过李和陆两人。只听说李毕业后娶了个北京某银行行长的女儿，极丑（李本人长得一表人才）。再过几年，又听说他吞了上千万，跑去了加拿大。说不定我们在温哥华的某个超市打过照面，只是没认出对方来呢。

至于肖建华，后来成为中国股市枭雄，领导明天系，最多时控制了二十多家上市公司，牛得一踏糊涂。我要大学毕业后一直跟着他干，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以后有空再写写他的故事，绝对的神人。

绝食

王博经常在科学网上跟人骂战，有次提到我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壮举，结果有人问，他偷吃了蜂王浆没有?

这是个牛逼的问题，Charlie等人是问不出来的。看来提问的人，也是当年的革命战友。

我一直不敢给父母说，怕他们伤心。给LP说，LP却不相信，认为我这么饿涝的人，怎么会去绝食。唉，一点没有革命志向。

为什么要绝食？想不起来了，反正一冲动就报了名，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么。事前在燕春园饱餐了一顿，然后步行走到了天安门，一路上还不停地喊口号，妈的到了天安门就已经饿了(这是该总结教训的地方)，还宣了誓，才正式开始。

想来那时的身体真牛逼，动不动就可以一路喊叫着走到天安门，将近20公里啊。打高尔夫至少要走两轮，换现在早来不起了。

头两天水米未进，饿得不想说话，只是发呆。5月的天安门，白天穿短袖，晚上可以冷到接近0度，我们头天去，什么都没有带，单衣短裤，互相抱着取暖才过来的。第二天晚上送来了很多军大衣，裹着，稍好点。

第三天，民运智囊团的人查到，甘地、曼德拉当年开展绝食斗争，一练就是上百天，练的什么瑜伽功？国际惯例，绝食是可以喝水的，原来如此。这下开禁，我们才活下来，开始流食供应，包括那时流行的补品蜂王浆。电视上后来演的王丹等人绝食4、5天后还去和李鹏等会面谈条件，没有这些“水”，早歇菜了。

现在回答那位战友：吃了蜂王浆，但不是偷吃，组织同意了的。

需要说一句，我们开始的时候，那是革命的低潮期，只有北大和师大的200人参加绝食。我们系一个年级就出了12个，由两个党员带头。后来不断有人从中间加进来，投机革命事业，最后5.19宣布戒严时，绝食队伍已经达到了3000人左右，鱼龙混杂，也什么都吃。

想起那时的情景来，还是很饿，不详谈过程了，免得勾起太多饥饿的回忆。尽管有流食补品，毕竟不能大鱼大肉，公开吃回锅肉，或者烫火锅加点毛肚和鹅肠。6天后我还是因身体虚弱，被同仁医院的救护车接离天安门，没参加完全部7天绝食行动。

刘岚当年就在绝食圈外的北医大救援点，那时我们不认识，现在居然在Victoria碰上，还谈起这事来。

系里两个带头的党员同学，在美国留学、工作后多年，现都回到国内工作，帮美国资本家作买办，听说日子过得很滋润。我去年还和其中一个有联系。

很饿的事就不写了，写点其他的趣事。

CAMPING天安门广场

绝食结束后，我们就一直住在天安门广场的帐篷里，直到被解放军叔叔用坦克和枪炮赶走为止。

那时已经主要是市民在闹，我们不知道的高层在斗争，学生们反而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谣言满天飞，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就接着呆下去吧，继续抗议政府，反正有吃有喝，李鹏还没有被我们闹下台呢，继续整。

很多人来广场采访我们，那时的老外记者不像现在都讲流利的中文，他们只会英语，我们则借机练口语，上专门的口语班还要交钱呢。还记得张峥在美国记者前，随口说出的tear gas，哦，原来是催泪瓦斯的意思，还有hunger strike，好生佩服。张是典型的托派（TOEFL），平时在宿舍里，就喜欢带着个大耳机听美国之音，我们开玩笑说他带耳机的样子像个特务。后来张得了全奖，去了宾大的沃顿商学院。美国之音听说今年也关闭了。

那天我睡的帐篷门帘被拉开，突然看到老爸的脸，我吓了一跳，你怎么来了？原来家里一直很担心，老爸专门从成都来北京，找了一大圈，居然在广场的大堆帐篷中找到了我。后来老爸见没有什么事，就回去了。老爸经历过文革，肯定觉得我们这样的闹与他们当年保卫毛主席和武斗相比，小儿科而已。当然经历过大场面的老爸都觉得没事，我想自然不会有事。现在我在想，要是以后Tony和Michael也去Ottawa或者联合国向政府示威，我该怎么办呢？恐怕拉不回来他们。

20岁的生日在广场上度过，一大堆同学给我庆生。当然这不算啥，广场上还有结婚的，很热闹。实在没事，学会了抽烟。这个习惯，18年后我才在一次又一次的痛苦反复中戒掉。

还有演唱会，崔健等也出来凑热闹。一大堆演艺员社会名流每天都跑来慰问我们，各个单位都来慰问学生，什么人都从地底下钻了出来，投机革命，骂李鹏。妈的，老子饿得半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观望？现在来摘革命果实？其他同学说，革命不分先后；我仍然很鄙视他们。动乱后各单位开始清算，好多人又彻底倒向，跳得比谁都厉害。哎，不谈这些丑陋的事。

最后几天，什么刘晓波、侯德建之类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绝食运动。我一直在想，张曼玉怎么不来广场？

那时太多事情发生，只回忆几件我们自己的事。

男男女女长期驻扎在天安门广场，挤睡在小小的帐篷里，十多天的时间，青春年少，当然，不可能没有故事。

系里的东北大汉老柳，想追一个北京女孩岳，一直不得下手。岳小姐有天突然昏倒，大概绝食后遗症的原因。老柳反应真快，上去就抱住，大呼救人，抱了至少十多分钟时间，直到抱上救护车才放手。碍于革命情面，我们当然不好打趣；只是背后评论，当时到处是床，为什么不让别人躺在床上等救护车，非要抱着？老柳，你要是看到我现在写的，不会说我的心里太阴暗吧？你不会还在暗骂那救护车来得他妈太快了吧？

我的好友潘，我们那时无话不谈，也于某夜，在天安门广场的帐篷里，举办了他的成人仪式。潘为此蓄谋已久，我们当然要配合，那晚我们通宵在帐篷外面吃西瓜、打拖拉机，腾出仪式空间兼站岗放哨。仪式正在进行，我们故意大声吵闹，以掩盖帐篷里隐隐传来的不似革命情调的杂音。

事后我急切地问他什么感受，潘用他惯有的浙江口音，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记得的话：妈的，xx有狐臭。

潘老弟，十多年没有音信，你要是凑巧看到我的这篇回忆，老夫应该没有说错吧？反正你老婆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你。我说那是很多人睡过的军大衣上的气味，你还坚持说不是；当然，你更有发言权。希望你记忆中的狐臭已经悄然散去，再也闻不到了，呵呵。

有天凌晨4点过，广场上突然沸腾起来，原来是赵紫阳来了，大家都去围观。我照例没有兴趣，继续在呆在帐篷里，给一个北京小妹讲故事，装深沉。电筒光中，我们都很投入，梦想革命成功后，我们一起去流浪天涯。

事隔几月后，才得知老赵当时说出的那句名言，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哎，本来我可以当场见证这段历史的，还是革命情操不纯洁啊。对了，温家宝当时也在，作为老赵的跟班，跟着一起倒霉，那时谁能想到他日后能成为温总理呢。

我们也不是一天到晚呆在广场，还得四处串联，鼓动人民呢。5月底，谣传军队要进城，版本很多。记不清是哪一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张剑涛，去一家纺织厂，动员那些女工出来，好带着去堵军车。门口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劝我们回去上课，说他在我们这把年纪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冲动，“没有什么好处”。假老练一个，我还和他激动地辩论一阵。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多年以后，不知为什么，我仍然记得他当时的表情。冲动不冲动，不试一次，哪能有什么体会呢。当然，阳痿的人士冲动不起来的，原谅他们。张剑涛后来回了老家教中学，不知道有没有向他的中学学生们讲过这一段。

特别的日子-6.4

6月3日那天，形势已经很紧张，混乱异常。大概军队的指挥也很乱，有些零散的士兵试图进城，到“指定地点”集合，结果被市民们缴了械。很多路口设置了路障，主要是公共汽车横街拦住。人们还是比较天真，以为这能挡住坦克进城。

后来知道，运动的头头们，王丹、吾尔开西等，这时已经知道高层的动作，早就脚底抹油开溜。当然，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的环境下，这也怪不了他们。

我在力学系同年级的一个哥们，6月3日那天举着缴获的冲锋枪，站在长安街的公共汽车顶上欢呼胜利，被电视台拍了下来。当然，胜利是短暂的，持续了一天不到，就早泄了。

后来各地电视台反复播放的镇压暴乱的节目中，他在公共汽车顶上的镜头，被定格了至少3秒以上；那年暑假在成都，我天天和一帮狐朋狗友打通宵麻将，做碰碰胡，输赢些小钱。牌桌边经常开着电视，每次看到这个镜头，我都会叫牌友们回头关注，“看那个举冲锋枪的，是我在大学的哥们，一起踢球时我曾给他喂了多少次球。”次数多了，牌友们说我就像祥林嫂，很烦，不停地说一件事；或者以为我借机在牌桌上耍咋，当老千。

在麻将桌上，一个多月前经历过的运动，很缥缈，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一个庸俗的泡沫般慢慢散去。

哥们关了半年后被放了出来，我还借他脸盆和澡票等东西，让他去学校澡堂洗澡。他的结局当然是开除学校，不过他说，在监狱里想通了，大彻大悟。大悟了什么，他没有细说，我也没有追问，只觉得他可能受了太大的刺激，找点心理上的平衡吧。一下从北大给扔进监狱半年，谁也会受不了。

我毕业后去广州的外企打工，过着每顿吃5块钱盒饭的日子，他那时在深圳炒股，却已经发了。有天他特约了我在当时很高级的花园酒店吃了一顿，花了上千，我惊得眼睛都大了，那可是20年前的人民币。看着他神态自若的样子，不禁感叹人的命运，真的难讲。今非昔比啊，2、3年前他还被当成暴乱份子关在监狱里，而在学校里的我们暗自庆幸逃过一劫，可以继续躲在象牙塔里。

此一时彼一时。大家看来从此再也不在一条道上混日子。他开着大奔离开，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名字我不提了，很多人知道。

回到6月3日那天。我骑车送那个北京小妹回家，回校后天已经晚了，10点后。听说军队正在进城，学校的大喇叭喊着，到处需要人手，赶快跟着4年级的老大哥吴明，跑到就近的颐和园北宫门那里支援战斗。吴是那里的学生总指挥，本来在学校里混得很得意，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很有见识，后来因此事被关了半年，不知去向。

在北宫门，我们面对的是一队防暴警察，远远地拿着盾牌和警棍。我们和当地的市民们，在公共汽车的掩护下，向警察们扔了很多石头，把他们“打退”。一个非常激动的学生当时就要烧公共汽车，泼了很多汽油，说长安街已经死了不少人，他才从那里跑回来。我们不太相信，戒严半个月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协助吴明，好不容易把那家伙拉走。第2天清晨，我们才回校睡觉，连日劳乏，实在太困了，根本不知道那天晚上长安街上的惨烈。

事后想来，我们对抗的那一路，基本就是佯攻，吸引暴徒们的注意。共军的主攻方向还是东西长安街，目标天安门。当然对我自己来讲，也算万幸。6月3日前我除了在医院被强制休息了两天，就一直在天安门广场上camping，吃住，就那天我却离开了。

6月4日早上撤回来的同学，个个吓得不行。长得高高大大的陈小革，带着哭腔，告诉我们几个当兵的在广场上开枪打掉高自联喇叭时，离他也就十来米远。黑夜里的枪响一定非常可怕。后来从电视里反复播出的共党的宣传节目里，知道那几个是部队里的神枪手，黑暗中几发点射，就打哑了还在“疯狂叫嚣的高自联喇叭”。

那个38军军长，当年拒绝执行命令，被判刑好多年。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他出狱后的一番访谈，并没有什么后悔之意。当时我们觉得他应该那样做；现在才真切体会到，处于他当时的位置，敢作出这样的决定，真的很了不起，不然得多死多少人。当然还有那个挡坦克的哥们，实在太牛了。

看看现在中东那些国家政府的手段，还是共党当年厉害，一下就彻底解决问题，哪有什么每天镇压一点的事情，结果火越浇越大。

死者长已矣

六四后空校，我还挂着那个北京小妹，没有立刻离开学校。一次骑自行车去她家的路上，遇到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那时交通灯还在work，但警察早被解放军代替了。我自然停下来张望，当即被一个当兵的用枪喝道，看什么看，快走。

这辈子被人用枪指着，第一次。确实很害怕，妈的要是走火怎么办？后来在纽约遇劫，被人用手枪逼着给钱，已经没有那种第一次的惊慌。若干年后，我来加拿大找第一份工，第一个面试，不知怎么谈到了这件事；面试官说，他一辈子都没有被人用枪指着。当然，住在加拿大的人，怎么能够了解甚至想像我们当年经历过什么？

大概是6月7、8号吧，朋友阿诚来到宿舍，面无表情地说，严文死了。

他们刚把严文的尸体抬回来。

我虽然和严文只是点头之交，但仍然大吃一惊。严文在北大名气很大，非常能干，做学生时就赚了不少钱。动乱前的那个冬天，严垄断了北大附近几个高校的试卷批发市场；我还去他那里批发过海淀区的高考准备试卷，卖回给我的中学母校，挣钱吃了不少小炒。严文那次专门租了房，我去的时候，满屋子的试卷堆着。

严当时和另外两个85级的北京学生，被并称为“北大三杰”，严居首位。三杰之一的李国庆，现在是当当网的总裁，前段时间因为当当在美国上市，据说开价少要了10亿，和承销券商的大摩女在网上微博开骂，闹得出了名。当然，“三杰”称号，只是北京当地学生自我牛逼罢了，当时比他们牛的人多了，比如那时同为85级的陆昊，后来35岁不到就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 – 牛人总是不吭声的。

严文其实并不革命，我知道他不参加游行之类的活动。他只是疯狂地拍照，记录一切。相机不过瘾，最后几天又把摄像机拿出来（我们那时没有谁玩过这个东西）。6.4凌晨在木樨地，打得最激烈的地方，严的摄像机带着灯光，多大的目标，结果被流弹打中大腿股动脉，失血太多，抬回来时听说人已经全白了。

北大那次一共死了三个，其中就有严文，并且还不是革命积极分子；只能说，这是命，你抗拒不了的。我们那时公认严文比他哥哥严勇的能力强很多；以严文的素质和潜力，日后能达到什么水平，很难估量。严勇喜欢拳击，后来从北大物理系博士毕业；我2000年来加拿大路过北京时，与阿诚等吃饭聚会，听说严勇已经升到了民营大公司TCL的副总。

我在网上狗狗了半天，找有关严文的消息，只发现一条，是丁子霖写的有关严家丧子后的记载。他父母几乎都垮了；人没了，而且仇家都找不到，这样的悲痛，谁能承受呢？20多年后，谁还能记得当年驰骋北大校园的三杰之一严文呢？

后记

写了好几天。开写的时候，利比亚还没有开闹，现在卡扎菲已经被整得躲了起来。

发生了的事，写下来，又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仿佛很遥远的事，但对很多细节记得又十分仔细，和昨天的事一样清晰。

写出这些真相后，有一种释然感。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憋了很久，拉/说出来是很舒服的。说出来了就是史，憋在肚子里就是屎。给LP讲呢，她根本就不关心；儿子们呢又理解不了：什么，爸爸当年还向防暴警察扔石头？

那真是激动人心的时代。

俱往矣。

当年一起激动、一起战斗过的同学，现在各有家庭子女，天各一方。偶尔聚会，聊起那时的情景来，也是一笑了之；谁没有年轻过呢。当年的北京小妹，前几年在北京和一些同学小聚的时候还见到过，儿子已上高中；天安门广场上做的梦，恐怕已经记不清了。

至于那些动乱精英、幕后黑手们：

网上看到方励之的照片和采访，一个典型中国小老头子的样子，要是随便走在中国的某条街上，恐怕没有人能认出来，谁能想到20多年前的他，来到北大演讲时，意气风发，一呼百应的样子。曾经保留在家的方的亲笔签名，不知我妈在几次搬家时扔掉没有。

“河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听说后来自闭，多年不出门，非常懊悔当年把“龙”得罪得太多。另一个作者远志明，现在则化身牧师，开始传道，不久前还来Victoria讲，鉴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多人去听。没啥兴趣。

刘晓波那时也在广场，现在关着，今年竟然拿了诺贝尔奖。听到消息后我突然醒悟，原来诺贝尔奖也有很多政治因素，说不定是美国在背后给钱。听过刘的演讲，文采、口才极好。

李禄，我报名登山队时见过一面（我立刻fail掉了登山队的考核，上来第一项就是跑万米），后来在哥大厮混时，听说他在那里读书。现在他可能是混得最好的一个，谣传将成为股神巴菲特的继承人。

那些死去的人们呢？

20多年过去了，此刻，宁静地坐在窗前，看着远处Victoria市区平和的灯火，想想那时的人，事，血，火，激情澎湃的岁月，真恍如隔世一般，不敢相信我真的经历了这些吗？

20多年前，我们也算为了中国的所谓民主与自由而呐喊过吧。那时Charlie还在上小学，船民还在穿开裆裤。时光如梭，转眼我们现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为了养家糊口做很多无聊的事情。

办公室里，没有人谈论中东的这些民主斗士们。我们那时以为，我们的行动，一定正在感动整个西方世界。其实那时和现在差不多，除了兴奋的政客和电视台外，没有什么人真正关心。

政治的黑暗，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就是别人的棋子，这些道理我们当时都懂。那时也有些人，有学生也有老师，自以为看透了这一切，很冷静的样子，并不参与我们的行动。这些假老练，被阉割了的人，当然不会有什么激情；我至今仍然很鄙视这种人。人可以冷静，但不能太冷血。

我有时想，如果再来一次，我会不会还是那么激动地参与，当炮灰，吃了兴奋剂一样？

其实不用想：在那样的年龄，我肯定会再次参加。

所谓成长的代价，不经历些风雨，怎能见彩虹？而人生，不就是因为这些经历而变得丰富多彩吗？

文革后的知青聚会，最有名的那句话，就是青春无悔。

悔不悔，已经是过去的事，再也回不来了。

当然，现在是所谓大国崛起的时代，走自己的路，只要有钱挣，中国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民主和自由，换不来儿子的奶粉和尿布；现在的我，再遇到这样的话题，已经懒得去争。

算了，还是把频道换回天线宝宝吧。Tony小时我经常陪着看，这次轮到Michael看，我又复习一遍天线宝宝。至于几千里外中东举行的游行与打斗，与我们再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