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ue Ansätze in der Krebstherapie - Sanft und sinnv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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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ntag, Februar 27, 2011
转载 回忆革命时光
今天在twitter看到这个，感慨万千
埃及还没有完，伊朗、巴林、利比亚又开闹。看来这个世界，人人都想要民主。晚上偶尔趁着Michael一分神，把电视频道从天线宝宝换开，结果翻到CNN，好家伙，坦克都开上了街，直升飞机往下扫，几个人满脸是血…这是好莱坞电影吗？
这些情景，偶尔会勾起20多年前的事，点点滴滴地浮上来。过去了这么多年，很多细节却还很清楚地记得，毫不褪色。
多年来，一直犹豫是否该写点什么；记忆已经开始支离破碎，断断续续起来。是的，趁着还没有完全遗忘，应该记些东西下来。老了，不做梦了，只会回忆，这也算是一段历史吧。
这几天下雪，办公室里很多人没有来，十分清静，我也趁机干点私活，便有了这篇长长的回忆，籍以纪念那段不同凡响的日子。
第一次游行-谁点的火？
胡耀邦是89年4月15日去世的，接下来的两天，北大校内贴满了大小字报。4月17日，胡在中央团派系统的亲信，看学生们怎么还没有什么动静，就委派北大校团委，特别制作了一面篮球场大小的白布，上书一个大大的“魂”字。这面白布，校团委交给当时的学生会主席肖建华，肖于17日晚上再交给了我。
我当时在学生会给肖跑腿，当晚带着我的两个副手，88届法律系的李海峰和历史系的陆继强，爬到28楼四楼水房外，甩出那个大大的“魂”字。一瞬间，所有被压抑的激情顿时被激发出来，我站在水房的窗台上（不怕摔下去），也体会了一次登高“接受”万众欢呼的感受。
白布被迅速扯下，校团委安排的几个内线不停地喊，“走，去天安门！”…
同学们簇拥着那块白布，走到了天安门，把那个“魂”献到了纪念碑前。“魂”在纪念碑上停留了好几天，成为运动早期的一个标志，周围慢慢又很多花圈献上来。
那是整个6.4的第一次游行。
有幸参与点了这第一把火。
亲身参与了六四的很多事情，我也一直很关心别人写的回忆。很多人回忆过那第一次游行，那个魂字，甚至描述过“有同学从28楼水房展示一面巨大的写有一个魂字的白布”，但却一直没有人知道那是谁干的。
当然，政治实在是非常黑暗，一开始我们学生就成了高层斗争和博弈的工具。
毕业后没再见过李和陆两人。只听说李毕业后娶了个北京某银行行长的女儿，极丑（李本人长得一表人才）。再过几年，又听说他吞了上千万，跑去了加拿大。说不定我们在温哥华的某个超市打过照面，只是没认出对方来呢。
至于肖建华，后来成为中国股市枭雄，领导明天系，最多时控制了二十多家上市公司，牛得一踏糊涂。我要大学毕业后一直跟着他干，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以后有空再写写他的故事，绝对的神人。
绝食
王博经常在科学网上跟人骂战，有次提到我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壮举，结果有人问，他偷吃了蜂王浆没有?
这是个牛逼的问题，Charlie等人是问不出来的。看来提问的人，也是当年的革命战友。
我一直不敢给父母说，怕他们伤心。给LP说，LP却不相信，认为我这么饿涝的人，怎么会去绝食。唉，一点没有革命志向。
为什么要绝食？想不起来了，反正一冲动就报了名，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么。事前在燕春园饱餐了一顿，然后步行走到了天安门，一路上还不停地喊口号，妈的到了天安门就已经饿了(这是该总结教训的地方)，还宣了誓，才正式开始。
想来那时的身体真牛逼，动不动就可以一路喊叫着走到天安门，将近20公里啊。打高尔夫至少要走两轮，换现在早来不起了。
头两天水米未进，饿得不想说话，只是发呆。5月的天安门，白天穿短袖，晚上可以冷到接近0度，我们头天去，什么都没有带，单衣短裤，互相抱着取暖才过来的。第二天晚上送来了很多军大衣，裹着，稍好点。
第三天，民运智囊团的人查到，甘地、曼德拉当年开展绝食斗争，一练就是上百天，练的什么瑜伽功？国际惯例，绝食是可以喝水的，原来如此。这下开禁，我们才活下来，开始流食供应，包括那时流行的补品蜂王浆。电视上后来演的王丹等人绝食4、5天后还去和李鹏等会面谈条件，没有这些“水”，早歇菜了。
现在回答那位战友：吃了蜂王浆，但不是偷吃，组织同意了的。
需要说一句，我们开始的时候，那是革命的低潮期，只有北大和师大的200人参加绝食。我们系一个年级就出了12个，由两个党员带头。后来不断有人从中间加进来，投机革命事业，最后5.19宣布戒严时，绝食队伍已经达到了3000人左右，鱼龙混杂，也什么都吃。
想起那时的情景来，还是很饿，不详谈过程了，免得勾起太多饥饿的回忆。尽管有流食补品，毕竟不能大鱼大肉，公开吃回锅肉，或者烫火锅加点毛肚和鹅肠。6天后我还是因身体虚弱，被同仁医院的救护车接离天安门，没参加完全部7天绝食行动。
刘岚当年就在绝食圈外的北医大救援点，那时我们不认识，现在居然在Victoria碰上，还谈起这事来。
系里两个带头的党员同学，在美国留学、工作后多年，现都回到国内工作，帮美国资本家作买办，听说日子过得很滋润。我去年还和其中一个有联系。
很饿的事就不写了，写点其他的趣事。
CAMPING天安门广场
绝食结束后，我们就一直住在天安门广场的帐篷里，直到被解放军叔叔用坦克和枪炮赶走为止。
那时已经主要是市民在闹，我们不知道的高层在斗争，学生们反而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谣言满天飞，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就接着呆下去吧，继续抗议政府，反正有吃有喝，李鹏还没有被我们闹下台呢，继续整。
很多人来广场采访我们，那时的老外记者不像现在都讲流利的中文，他们只会英语，我们则借机练口语，上专门的口语班还要交钱呢。还记得张峥在美国记者前，随口说出的tear gas，哦，原来是催泪瓦斯的意思，还有hunger strike，好生佩服。张是典型的托派（TOEFL），平时在宿舍里，就喜欢带着个大耳机听美国之音，我们开玩笑说他带耳机的样子像个特务。后来张得了全奖，去了宾大的沃顿商学院。美国之音听说今年也关闭了。
那天我睡的帐篷门帘被拉开，突然看到老爸的脸，我吓了一跳，你怎么来了？原来家里一直很担心，老爸专门从成都来北京，找了一大圈，居然在广场的大堆帐篷中找到了我。后来老爸见没有什么事，就回去了。老爸经历过文革，肯定觉得我们这样的闹与他们当年保卫毛主席和武斗相比，小儿科而已。当然经历过大场面的老爸都觉得没事，我想自然不会有事。现在我在想，要是以后Tony和Michael也去Ottawa或者联合国向政府示威，我该怎么办呢？恐怕拉不回来他们。
20岁的生日在广场上度过，一大堆同学给我庆生。当然这不算啥，广场上还有结婚的，很热闹。实在没事，学会了抽烟。这个习惯，18年后我才在一次又一次的痛苦反复中戒掉。
还有演唱会，崔健等也出来凑热闹。一大堆演艺员社会名流每天都跑来慰问我们，各个单位都来慰问学生，什么人都从地底下钻了出来，投机革命，骂李鹏。妈的，老子饿得半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观望？现在来摘革命果实？其他同学说，革命不分先后；我仍然很鄙视他们。动乱后各单位开始清算，好多人又彻底倒向，跳得比谁都厉害。哎，不谈这些丑陋的事。
最后几天，什么刘晓波、侯德建之类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绝食运动。我一直在想，张曼玉怎么不来广场？
那时太多事情发生，只回忆几件我们自己的事。
男男女女长期驻扎在天安门广场，挤睡在小小的帐篷里，十多天的时间，青春年少，当然，不可能没有故事。
系里的东北大汉老柳，想追一个北京女孩岳，一直不得下手。岳小姐有天突然昏倒，大概绝食后遗症的原因。老柳反应真快，上去就抱住，大呼救人，抱了至少十多分钟时间，直到抱上救护车才放手。碍于革命情面，我们当然不好打趣；只是背后评论，当时到处是床，为什么不让别人躺在床上等救护车，非要抱着？老柳，你要是看到我现在写的，不会说我的心里太阴暗吧？你不会还在暗骂那救护车来得他妈太快了吧？
我的好友潘，我们那时无话不谈，也于某夜，在天安门广场的帐篷里，举办了他的成人仪式。潘为此蓄谋已久，我们当然要配合，那晚我们通宵在帐篷外面吃西瓜、打拖拉机，腾出仪式空间兼站岗放哨。仪式正在进行，我们故意大声吵闹，以掩盖帐篷里隐隐传来的不似革命情调的杂音。
事后我急切地问他什么感受，潘用他惯有的浙江口音，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记得的话：妈的，xx有狐臭。
潘老弟，十多年没有音信，你要是凑巧看到我的这篇回忆，老夫应该没有说错吧？反正你老婆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你。我说那是很多人睡过的军大衣上的气味，你还坚持说不是；当然，你更有发言权。希望你记忆中的狐臭已经悄然散去，再也闻不到了，呵呵。
有天凌晨4点过，广场上突然沸腾起来，原来是赵紫阳来了，大家都去围观。我照例没有兴趣，继续在呆在帐篷里，给一个北京小妹讲故事，装深沉。电筒光中，我们都很投入，梦想革命成功后，我们一起去流浪天涯。
事隔几月后，才得知老赵当时说出的那句名言，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哎，本来我可以当场见证这段历史的，还是革命情操不纯洁啊。对了，温家宝当时也在，作为老赵的跟班，跟着一起倒霉，那时谁能想到他日后能成为温总理呢。
我们也不是一天到晚呆在广场，还得四处串联，鼓动人民呢。5月底，谣传军队要进城，版本很多。记不清是哪一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张剑涛，去一家纺织厂，动员那些女工出来，好带着去堵军车。门口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劝我们回去上课，说他在我们这把年纪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冲动，“没有什么好处”。假老练一个，我还和他激动地辩论一阵。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多年以后，不知为什么，我仍然记得他当时的表情。冲动不冲动，不试一次，哪能有什么体会呢。当然，阳痿的人士冲动不起来的，原谅他们。张剑涛后来回了老家教中学，不知道有没有向他的中学学生们讲过这一段。
特别的日子-6.4
6月3日那天，形势已经很紧张，混乱异常。大概军队的指挥也很乱，有些零散的士兵试图进城，到“指定地点”集合，结果被市民们缴了械。很多路口设置了路障，主要是公共汽车横街拦住。人们还是比较天真，以为这能挡住坦克进城。
后来知道，运动的头头们，王丹、吾尔开西等，这时已经知道高层的动作，早就脚底抹油开溜。当然，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的环境下，这也怪不了他们。
我在力学系同年级的一个哥们，6月3日那天举着缴获的冲锋枪，站在长安街的公共汽车顶上欢呼胜利，被电视台拍了下来。当然，胜利是短暂的，持续了一天不到，就早泄了。
后来各地电视台反复播放的镇压暴乱的节目中，他在公共汽车顶上的镜头，被定格了至少3秒以上；那年暑假在成都，我天天和一帮狐朋狗友打通宵麻将，做碰碰胡，输赢些小钱。牌桌边经常开着电视，每次看到这个镜头，我都会叫牌友们回头关注，“看那个举冲锋枪的，是我在大学的哥们，一起踢球时我曾给他喂了多少次球。”次数多了，牌友们说我就像祥林嫂，很烦，不停地说一件事；或者以为我借机在牌桌上耍咋，当老千。
在麻将桌上，一个多月前经历过的运动，很缥缈，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一个庸俗的泡沫般慢慢散去。
哥们关了半年后被放了出来，我还借他脸盆和澡票等东西，让他去学校澡堂洗澡。他的结局当然是开除学校，不过他说，在监狱里想通了，大彻大悟。大悟了什么，他没有细说，我也没有追问，只觉得他可能受了太大的刺激，找点心理上的平衡吧。一下从北大给扔进监狱半年，谁也会受不了。
我毕业后去广州的外企打工，过着每顿吃5块钱盒饭的日子，他那时在深圳炒股，却已经发了。有天他特约了我在当时很高级的花园酒店吃了一顿，花了上千，我惊得眼睛都大了，那可是20年前的人民币。看着他神态自若的样子，不禁感叹人的命运，真的难讲。今非昔比啊，2、3年前他还被当成暴乱份子关在监狱里，而在学校里的我们暗自庆幸逃过一劫，可以继续躲在象牙塔里。
此一时彼一时。大家看来从此再也不在一条道上混日子。他开着大奔离开，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名字我不提了，很多人知道。
回到6月3日那天。我骑车送那个北京小妹回家，回校后天已经晚了，10点后。听说军队正在进城，学校的大喇叭喊着，到处需要人手，赶快跟着4年级的老大哥吴明，跑到就近的颐和园北宫门那里支援战斗。吴是那里的学生总指挥，本来在学校里混得很得意，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很有见识，后来因此事被关了半年，不知去向。
在北宫门，我们面对的是一队防暴警察，远远地拿着盾牌和警棍。我们和当地的市民们，在公共汽车的掩护下，向警察们扔了很多石头，把他们“打退”。一个非常激动的学生当时就要烧公共汽车，泼了很多汽油，说长安街已经死了不少人，他才从那里跑回来。我们不太相信，戒严半个月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协助吴明，好不容易把那家伙拉走。第2天清晨，我们才回校睡觉，连日劳乏，实在太困了，根本不知道那天晚上长安街上的惨烈。
事后想来，我们对抗的那一路，基本就是佯攻，吸引暴徒们的注意。共军的主攻方向还是东西长安街，目标天安门。当然对我自己来讲，也算万幸。6月3日前我除了在医院被强制休息了两天，就一直在天安门广场上camping，吃住，就那天我却离开了。
6月4日早上撤回来的同学，个个吓得不行。长得高高大大的陈小革，带着哭腔，告诉我们几个当兵的在广场上开枪打掉高自联喇叭时，离他也就十来米远。黑夜里的枪响一定非常可怕。后来从电视里反复播出的共党的宣传节目里，知道那几个是部队里的神枪手，黑暗中几发点射，就打哑了还在“疯狂叫嚣的高自联喇叭”。
那个38军军长，当年拒绝执行命令，被判刑好多年。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他出狱后的一番访谈，并没有什么后悔之意。当时我们觉得他应该那样做；现在才真切体会到，处于他当时的位置，敢作出这样的决定，真的很了不起，不然得多死多少人。当然还有那个挡坦克的哥们，实在太牛了。
看看现在中东那些国家政府的手段，还是共党当年厉害，一下就彻底解决问题，哪有什么每天镇压一点的事情，结果火越浇越大。
死者长已矣
六四后空校，我还挂着那个北京小妹，没有立刻离开学校。一次骑自行车去她家的路上，遇到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那时交通灯还在work，但警察早被解放军代替了。我自然停下来张望，当即被一个当兵的用枪喝道，看什么看，快走。
这辈子被人用枪指着，第一次。确实很害怕，妈的要是走火怎么办？后来在纽约遇劫，被人用手枪逼着给钱，已经没有那种第一次的惊慌。若干年后，我来加拿大找第一份工，第一个面试，不知怎么谈到了这件事；面试官说，他一辈子都没有被人用枪指着。当然，住在加拿大的人，怎么能够了解甚至想像我们当年经历过什么？
大概是6月7、8号吧，朋友阿诚来到宿舍，面无表情地说，严文死了。
他们刚把严文的尸体抬回来。
我虽然和严文只是点头之交，但仍然大吃一惊。严文在北大名气很大，非常能干，做学生时就赚了不少钱。动乱前的那个冬天，严垄断了北大附近几个高校的试卷批发市场；我还去他那里批发过海淀区的高考准备试卷，卖回给我的中学母校，挣钱吃了不少小炒。严文那次专门租了房，我去的时候，满屋子的试卷堆着。
严当时和另外两个85级的北京学生，被并称为“北大三杰”，严居首位。三杰之一的李国庆，现在是当当网的总裁，前段时间因为当当在美国上市，据说开价少要了10亿，和承销券商的大摩女在网上微博开骂，闹得出了名。当然，“三杰”称号，只是北京当地学生自我牛逼罢了，当时比他们牛的人多了，比如那时同为85级的陆昊，后来35岁不到就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 – 牛人总是不吭声的。
严文其实并不革命，我知道他不参加游行之类的活动。他只是疯狂地拍照，记录一切。相机不过瘾，最后几天又把摄像机拿出来（我们那时没有谁玩过这个东西）。6.4凌晨在木樨地，打得最激烈的地方，严的摄像机带着灯光，多大的目标，结果被流弹打中大腿股动脉，失血太多，抬回来时听说人已经全白了。
北大那次一共死了三个，其中就有严文，并且还不是革命积极分子；只能说，这是命，你抗拒不了的。我们那时公认严文比他哥哥严勇的能力强很多；以严文的素质和潜力，日后能达到什么水平，很难估量。严勇喜欢拳击，后来从北大物理系博士毕业；我2000年来加拿大路过北京时，与阿诚等吃饭聚会，听说严勇已经升到了民营大公司TCL的副总。
我在网上狗狗了半天，找有关严文的消息，只发现一条，是丁子霖写的有关严家丧子后的记载。他父母几乎都垮了；人没了，而且仇家都找不到，这样的悲痛，谁能承受呢？20多年后，谁还能记得当年驰骋北大校园的三杰之一严文呢？
后记
写了好几天。开写的时候，利比亚还没有开闹，现在卡扎菲已经被整得躲了起来。
发生了的事，写下来，又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仿佛很遥远的事，但对很多细节记得又十分仔细，和昨天的事一样清晰。
写出这些真相后，有一种释然感。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憋了很久，拉/说出来是很舒服的。说出来了就是史，憋在肚子里就是屎。给LP讲呢，她根本就不关心；儿子们呢又理解不了：什么，爸爸当年还向防暴警察扔石头？
那真是激动人心的时代。
俱往矣。
当年一起激动、一起战斗过的同学，现在各有家庭子女，天各一方。偶尔聚会，聊起那时的情景来，也是一笑了之；谁没有年轻过呢。当年的北京小妹，前几年在北京和一些同学小聚的时候还见到过，儿子已上高中；天安门广场上做的梦，恐怕已经记不清了。
至于那些动乱精英、幕后黑手们：
网上看到方励之的照片和采访，一个典型中国小老头子的样子，要是随便走在中国的某条街上，恐怕没有人能认出来，谁能想到20多年前的他，来到北大演讲时，意气风发，一呼百应的样子。曾经保留在家的方的亲笔签名，不知我妈在几次搬家时扔掉没有。
“河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听说后来自闭，多年不出门，非常懊悔当年把“龙”得罪得太多。另一个作者远志明，现在则化身牧师，开始传道，不久前还来Victoria讲，鉴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多人去听。没啥兴趣。
刘晓波那时也在广场，现在关着，今年竟然拿了诺贝尔奖。听到消息后我突然醒悟，原来诺贝尔奖也有很多政治因素，说不定是美国在背后给钱。听过刘的演讲，文采、口才极好。
李禄，我报名登山队时见过一面（我立刻fail掉了登山队的考核，上来第一项就是跑万米），后来在哥大厮混时，听说他在那里读书。现在他可能是混得最好的一个，谣传将成为股神巴菲特的继承人。
那些死去的人们呢？
20多年过去了，此刻，宁静地坐在窗前，看着远处Victoria市区平和的灯火，想想那时的人，事，血，火，激情澎湃的岁月，真恍如隔世一般，不敢相信我真的经历了这些吗？
20多年前，我们也算为了中国的所谓民主与自由而呐喊过吧。那时Charlie还在上小学，船民还在穿开裆裤。时光如梭，转眼我们现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为了养家糊口做很多无聊的事情。
办公室里，没有人谈论中东的这些民主斗士们。我们那时以为，我们的行动，一定正在感动整个西方世界。其实那时和现在差不多，除了兴奋的政客和电视台外，没有什么人真正关心。
政治的黑暗，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就是别人的棋子，这些道理我们当时都懂。那时也有些人，有学生也有老师，自以为看透了这一切，很冷静的样子，并不参与我们的行动。这些假老练，被阉割了的人，当然不会有什么激情；我至今仍然很鄙视这种人。人可以冷静，但不能太冷血。
我有时想，如果再来一次，我会不会还是那么激动地参与，当炮灰，吃了兴奋剂一样？
其实不用想：在那样的年龄，我肯定会再次参加。
所谓成长的代价，不经历些风雨，怎能见彩虹？而人生，不就是因为这些经历而变得丰富多彩吗？
文革后的知青聚会，最有名的那句话，就是青春无悔。
悔不悔，已经是过去的事，再也回不来了。
当然，现在是所谓大国崛起的时代，走自己的路，只要有钱挣，中国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民主和自由，换不来儿子的奶粉和尿布；现在的我，再遇到这样的话题，已经懒得去争。
算了，还是把频道换回天线宝宝吧。Tony小时我经常陪着看，这次轮到Michael看，我又复习一遍天线宝宝。至于几千里外中东举行的游行与打斗，与我们再也没有关系。
埃及还没有完，伊朗、巴林、利比亚又开闹。看来这个世界，人人都想要民主。晚上偶尔趁着Michael一分神，把电视频道从天线宝宝换开，结果翻到CNN，好家伙，坦克都开上了街，直升飞机往下扫，几个人满脸是血…这是好莱坞电影吗？
这些情景，偶尔会勾起20多年前的事，点点滴滴地浮上来。过去了这么多年，很多细节却还很清楚地记得，毫不褪色。
多年来，一直犹豫是否该写点什么；记忆已经开始支离破碎，断断续续起来。是的，趁着还没有完全遗忘，应该记些东西下来。老了，不做梦了，只会回忆，这也算是一段历史吧。
这几天下雪，办公室里很多人没有来，十分清静，我也趁机干点私活，便有了这篇长长的回忆，籍以纪念那段不同凡响的日子。
第一次游行-谁点的火？
胡耀邦是89年4月15日去世的，接下来的两天，北大校内贴满了大小字报。4月17日，胡在中央团派系统的亲信，看学生们怎么还没有什么动静，就委派北大校团委，特别制作了一面篮球场大小的白布，上书一个大大的“魂”字。这面白布，校团委交给当时的学生会主席肖建华，肖于17日晚上再交给了我。
我当时在学生会给肖跑腿，当晚带着我的两个副手，88届法律系的李海峰和历史系的陆继强，爬到28楼四楼水房外，甩出那个大大的“魂”字。一瞬间，所有被压抑的激情顿时被激发出来，我站在水房的窗台上（不怕摔下去），也体会了一次登高“接受”万众欢呼的感受。
白布被迅速扯下，校团委安排的几个内线不停地喊，“走，去天安门！”…
同学们簇拥着那块白布，走到了天安门，把那个“魂”献到了纪念碑前。“魂”在纪念碑上停留了好几天，成为运动早期的一个标志，周围慢慢又很多花圈献上来。
那是整个6.4的第一次游行。
有幸参与点了这第一把火。
亲身参与了六四的很多事情，我也一直很关心别人写的回忆。很多人回忆过那第一次游行，那个魂字，甚至描述过“有同学从28楼水房展示一面巨大的写有一个魂字的白布”，但却一直没有人知道那是谁干的。
当然，政治实在是非常黑暗，一开始我们学生就成了高层斗争和博弈的工具。
毕业后没再见过李和陆两人。只听说李毕业后娶了个北京某银行行长的女儿，极丑（李本人长得一表人才）。再过几年，又听说他吞了上千万，跑去了加拿大。说不定我们在温哥华的某个超市打过照面，只是没认出对方来呢。
至于肖建华，后来成为中国股市枭雄，领导明天系，最多时控制了二十多家上市公司，牛得一踏糊涂。我要大学毕业后一直跟着他干，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以后有空再写写他的故事，绝对的神人。
绝食
王博经常在科学网上跟人骂战，有次提到我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壮举，结果有人问，他偷吃了蜂王浆没有?
这是个牛逼的问题，Charlie等人是问不出来的。看来提问的人，也是当年的革命战友。
我一直不敢给父母说，怕他们伤心。给LP说，LP却不相信，认为我这么饿涝的人，怎么会去绝食。唉，一点没有革命志向。
为什么要绝食？想不起来了，反正一冲动就报了名，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么。事前在燕春园饱餐了一顿，然后步行走到了天安门，一路上还不停地喊口号，妈的到了天安门就已经饿了(这是该总结教训的地方)，还宣了誓，才正式开始。
想来那时的身体真牛逼，动不动就可以一路喊叫着走到天安门，将近20公里啊。打高尔夫至少要走两轮，换现在早来不起了。
头两天水米未进，饿得不想说话，只是发呆。5月的天安门，白天穿短袖，晚上可以冷到接近0度，我们头天去，什么都没有带，单衣短裤，互相抱着取暖才过来的。第二天晚上送来了很多军大衣，裹着，稍好点。
第三天，民运智囊团的人查到，甘地、曼德拉当年开展绝食斗争，一练就是上百天，练的什么瑜伽功？国际惯例，绝食是可以喝水的，原来如此。这下开禁，我们才活下来，开始流食供应，包括那时流行的补品蜂王浆。电视上后来演的王丹等人绝食4、5天后还去和李鹏等会面谈条件，没有这些“水”，早歇菜了。
现在回答那位战友：吃了蜂王浆，但不是偷吃，组织同意了的。
需要说一句，我们开始的时候，那是革命的低潮期，只有北大和师大的200人参加绝食。我们系一个年级就出了12个，由两个党员带头。后来不断有人从中间加进来，投机革命事业，最后5.19宣布戒严时，绝食队伍已经达到了3000人左右，鱼龙混杂，也什么都吃。
想起那时的情景来，还是很饿，不详谈过程了，免得勾起太多饥饿的回忆。尽管有流食补品，毕竟不能大鱼大肉，公开吃回锅肉，或者烫火锅加点毛肚和鹅肠。6天后我还是因身体虚弱，被同仁医院的救护车接离天安门，没参加完全部7天绝食行动。
刘岚当年就在绝食圈外的北医大救援点，那时我们不认识，现在居然在Victoria碰上，还谈起这事来。
系里两个带头的党员同学，在美国留学、工作后多年，现都回到国内工作，帮美国资本家作买办，听说日子过得很滋润。我去年还和其中一个有联系。
很饿的事就不写了，写点其他的趣事。
CAMPING天安门广场
绝食结束后，我们就一直住在天安门广场的帐篷里，直到被解放军叔叔用坦克和枪炮赶走为止。
那时已经主要是市民在闹，我们不知道的高层在斗争，学生们反而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谣言满天飞，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就接着呆下去吧，继续抗议政府，反正有吃有喝，李鹏还没有被我们闹下台呢，继续整。
很多人来广场采访我们，那时的老外记者不像现在都讲流利的中文，他们只会英语，我们则借机练口语，上专门的口语班还要交钱呢。还记得张峥在美国记者前，随口说出的tear gas，哦，原来是催泪瓦斯的意思，还有hunger strike，好生佩服。张是典型的托派（TOEFL），平时在宿舍里，就喜欢带着个大耳机听美国之音，我们开玩笑说他带耳机的样子像个特务。后来张得了全奖，去了宾大的沃顿商学院。美国之音听说今年也关闭了。
那天我睡的帐篷门帘被拉开，突然看到老爸的脸，我吓了一跳，你怎么来了？原来家里一直很担心，老爸专门从成都来北京，找了一大圈，居然在广场的大堆帐篷中找到了我。后来老爸见没有什么事，就回去了。老爸经历过文革，肯定觉得我们这样的闹与他们当年保卫毛主席和武斗相比，小儿科而已。当然经历过大场面的老爸都觉得没事，我想自然不会有事。现在我在想，要是以后Tony和Michael也去Ottawa或者联合国向政府示威，我该怎么办呢？恐怕拉不回来他们。
20岁的生日在广场上度过，一大堆同学给我庆生。当然这不算啥，广场上还有结婚的，很热闹。实在没事，学会了抽烟。这个习惯，18年后我才在一次又一次的痛苦反复中戒掉。
还有演唱会，崔健等也出来凑热闹。一大堆演艺员社会名流每天都跑来慰问我们，各个单位都来慰问学生，什么人都从地底下钻了出来，投机革命，骂李鹏。妈的，老子饿得半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观望？现在来摘革命果实？其他同学说，革命不分先后；我仍然很鄙视他们。动乱后各单位开始清算，好多人又彻底倒向，跳得比谁都厉害。哎，不谈这些丑陋的事。
最后几天，什么刘晓波、侯德建之类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绝食运动。我一直在想，张曼玉怎么不来广场？
那时太多事情发生，只回忆几件我们自己的事。
男男女女长期驻扎在天安门广场，挤睡在小小的帐篷里，十多天的时间，青春年少，当然，不可能没有故事。
系里的东北大汉老柳，想追一个北京女孩岳，一直不得下手。岳小姐有天突然昏倒，大概绝食后遗症的原因。老柳反应真快，上去就抱住，大呼救人，抱了至少十多分钟时间，直到抱上救护车才放手。碍于革命情面，我们当然不好打趣；只是背后评论，当时到处是床，为什么不让别人躺在床上等救护车，非要抱着？老柳，你要是看到我现在写的，不会说我的心里太阴暗吧？你不会还在暗骂那救护车来得他妈太快了吧？
我的好友潘，我们那时无话不谈，也于某夜，在天安门广场的帐篷里，举办了他的成人仪式。潘为此蓄谋已久，我们当然要配合，那晚我们通宵在帐篷外面吃西瓜、打拖拉机，腾出仪式空间兼站岗放哨。仪式正在进行，我们故意大声吵闹，以掩盖帐篷里隐隐传来的不似革命情调的杂音。
事后我急切地问他什么感受，潘用他惯有的浙江口音，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记得的话：妈的，xx有狐臭。
潘老弟，十多年没有音信，你要是凑巧看到我的这篇回忆，老夫应该没有说错吧？反正你老婆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你。我说那是很多人睡过的军大衣上的气味，你还坚持说不是；当然，你更有发言权。希望你记忆中的狐臭已经悄然散去，再也闻不到了，呵呵。
有天凌晨4点过，广场上突然沸腾起来，原来是赵紫阳来了，大家都去围观。我照例没有兴趣，继续在呆在帐篷里，给一个北京小妹讲故事，装深沉。电筒光中，我们都很投入，梦想革命成功后，我们一起去流浪天涯。
事隔几月后，才得知老赵当时说出的那句名言，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哎，本来我可以当场见证这段历史的，还是革命情操不纯洁啊。对了，温家宝当时也在，作为老赵的跟班，跟着一起倒霉，那时谁能想到他日后能成为温总理呢。
我们也不是一天到晚呆在广场，还得四处串联，鼓动人民呢。5月底，谣传军队要进城，版本很多。记不清是哪一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张剑涛，去一家纺织厂，动员那些女工出来，好带着去堵军车。门口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劝我们回去上课，说他在我们这把年纪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冲动，“没有什么好处”。假老练一个，我还和他激动地辩论一阵。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多年以后，不知为什么，我仍然记得他当时的表情。冲动不冲动，不试一次，哪能有什么体会呢。当然，阳痿的人士冲动不起来的，原谅他们。张剑涛后来回了老家教中学，不知道有没有向他的中学学生们讲过这一段。
特别的日子-6.4
6月3日那天，形势已经很紧张，混乱异常。大概军队的指挥也很乱，有些零散的士兵试图进城，到“指定地点”集合，结果被市民们缴了械。很多路口设置了路障，主要是公共汽车横街拦住。人们还是比较天真，以为这能挡住坦克进城。
后来知道，运动的头头们，王丹、吾尔开西等，这时已经知道高层的动作，早就脚底抹油开溜。当然，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的环境下，这也怪不了他们。
我在力学系同年级的一个哥们，6月3日那天举着缴获的冲锋枪，站在长安街的公共汽车顶上欢呼胜利，被电视台拍了下来。当然，胜利是短暂的，持续了一天不到，就早泄了。
后来各地电视台反复播放的镇压暴乱的节目中，他在公共汽车顶上的镜头，被定格了至少3秒以上；那年暑假在成都，我天天和一帮狐朋狗友打通宵麻将，做碰碰胡，输赢些小钱。牌桌边经常开着电视，每次看到这个镜头，我都会叫牌友们回头关注，“看那个举冲锋枪的，是我在大学的哥们，一起踢球时我曾给他喂了多少次球。”次数多了，牌友们说我就像祥林嫂，很烦，不停地说一件事；或者以为我借机在牌桌上耍咋，当老千。
在麻将桌上，一个多月前经历过的运动，很缥缈，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一个庸俗的泡沫般慢慢散去。
哥们关了半年后被放了出来，我还借他脸盆和澡票等东西，让他去学校澡堂洗澡。他的结局当然是开除学校，不过他说，在监狱里想通了，大彻大悟。大悟了什么，他没有细说，我也没有追问，只觉得他可能受了太大的刺激，找点心理上的平衡吧。一下从北大给扔进监狱半年，谁也会受不了。
我毕业后去广州的外企打工，过着每顿吃5块钱盒饭的日子，他那时在深圳炒股，却已经发了。有天他特约了我在当时很高级的花园酒店吃了一顿，花了上千，我惊得眼睛都大了，那可是20年前的人民币。看着他神态自若的样子，不禁感叹人的命运，真的难讲。今非昔比啊，2、3年前他还被当成暴乱份子关在监狱里，而在学校里的我们暗自庆幸逃过一劫，可以继续躲在象牙塔里。
此一时彼一时。大家看来从此再也不在一条道上混日子。他开着大奔离开，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名字我不提了，很多人知道。
回到6月3日那天。我骑车送那个北京小妹回家，回校后天已经晚了，10点后。听说军队正在进城，学校的大喇叭喊着，到处需要人手，赶快跟着4年级的老大哥吴明，跑到就近的颐和园北宫门那里支援战斗。吴是那里的学生总指挥，本来在学校里混得很得意，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很有见识，后来因此事被关了半年，不知去向。
在北宫门，我们面对的是一队防暴警察，远远地拿着盾牌和警棍。我们和当地的市民们，在公共汽车的掩护下，向警察们扔了很多石头，把他们“打退”。一个非常激动的学生当时就要烧公共汽车，泼了很多汽油，说长安街已经死了不少人，他才从那里跑回来。我们不太相信，戒严半个月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协助吴明，好不容易把那家伙拉走。第2天清晨，我们才回校睡觉，连日劳乏，实在太困了，根本不知道那天晚上长安街上的惨烈。
事后想来，我们对抗的那一路，基本就是佯攻，吸引暴徒们的注意。共军的主攻方向还是东西长安街，目标天安门。当然对我自己来讲，也算万幸。6月3日前我除了在医院被强制休息了两天，就一直在天安门广场上camping，吃住，就那天我却离开了。
6月4日早上撤回来的同学，个个吓得不行。长得高高大大的陈小革，带着哭腔，告诉我们几个当兵的在广场上开枪打掉高自联喇叭时，离他也就十来米远。黑夜里的枪响一定非常可怕。后来从电视里反复播出的共党的宣传节目里，知道那几个是部队里的神枪手，黑暗中几发点射，就打哑了还在“疯狂叫嚣的高自联喇叭”。
那个38军军长，当年拒绝执行命令，被判刑好多年。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他出狱后的一番访谈，并没有什么后悔之意。当时我们觉得他应该那样做；现在才真切体会到，处于他当时的位置，敢作出这样的决定，真的很了不起，不然得多死多少人。当然还有那个挡坦克的哥们，实在太牛了。
看看现在中东那些国家政府的手段，还是共党当年厉害，一下就彻底解决问题，哪有什么每天镇压一点的事情，结果火越浇越大。
死者长已矣
六四后空校，我还挂着那个北京小妹，没有立刻离开学校。一次骑自行车去她家的路上，遇到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那时交通灯还在work，但警察早被解放军代替了。我自然停下来张望，当即被一个当兵的用枪喝道，看什么看，快走。
这辈子被人用枪指着，第一次。确实很害怕，妈的要是走火怎么办？后来在纽约遇劫，被人用手枪逼着给钱，已经没有那种第一次的惊慌。若干年后，我来加拿大找第一份工，第一个面试，不知怎么谈到了这件事；面试官说，他一辈子都没有被人用枪指着。当然，住在加拿大的人，怎么能够了解甚至想像我们当年经历过什么？
大概是6月7、8号吧，朋友阿诚来到宿舍，面无表情地说，严文死了。
他们刚把严文的尸体抬回来。
我虽然和严文只是点头之交，但仍然大吃一惊。严文在北大名气很大，非常能干，做学生时就赚了不少钱。动乱前的那个冬天，严垄断了北大附近几个高校的试卷批发市场；我还去他那里批发过海淀区的高考准备试卷，卖回给我的中学母校，挣钱吃了不少小炒。严文那次专门租了房，我去的时候，满屋子的试卷堆着。
严当时和另外两个85级的北京学生，被并称为“北大三杰”，严居首位。三杰之一的李国庆，现在是当当网的总裁，前段时间因为当当在美国上市，据说开价少要了10亿，和承销券商的大摩女在网上微博开骂，闹得出了名。当然，“三杰”称号，只是北京当地学生自我牛逼罢了，当时比他们牛的人多了，比如那时同为85级的陆昊，后来35岁不到就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 – 牛人总是不吭声的。
严文其实并不革命，我知道他不参加游行之类的活动。他只是疯狂地拍照，记录一切。相机不过瘾，最后几天又把摄像机拿出来（我们那时没有谁玩过这个东西）。6.4凌晨在木樨地，打得最激烈的地方，严的摄像机带着灯光，多大的目标，结果被流弹打中大腿股动脉，失血太多，抬回来时听说人已经全白了。
北大那次一共死了三个，其中就有严文，并且还不是革命积极分子；只能说，这是命，你抗拒不了的。我们那时公认严文比他哥哥严勇的能力强很多；以严文的素质和潜力，日后能达到什么水平，很难估量。严勇喜欢拳击，后来从北大物理系博士毕业；我2000年来加拿大路过北京时，与阿诚等吃饭聚会，听说严勇已经升到了民营大公司TCL的副总。
我在网上狗狗了半天，找有关严文的消息，只发现一条，是丁子霖写的有关严家丧子后的记载。他父母几乎都垮了；人没了，而且仇家都找不到，这样的悲痛，谁能承受呢？20多年后，谁还能记得当年驰骋北大校园的三杰之一严文呢？
后记
写了好几天。开写的时候，利比亚还没有开闹，现在卡扎菲已经被整得躲了起来。
发生了的事，写下来，又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仿佛很遥远的事，但对很多细节记得又十分仔细，和昨天的事一样清晰。
写出这些真相后，有一种释然感。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憋了很久，拉/说出来是很舒服的。说出来了就是史，憋在肚子里就是屎。给LP讲呢，她根本就不关心；儿子们呢又理解不了：什么，爸爸当年还向防暴警察扔石头？
那真是激动人心的时代。
俱往矣。
当年一起激动、一起战斗过的同学，现在各有家庭子女，天各一方。偶尔聚会，聊起那时的情景来，也是一笑了之；谁没有年轻过呢。当年的北京小妹，前几年在北京和一些同学小聚的时候还见到过，儿子已上高中；天安门广场上做的梦，恐怕已经记不清了。
至于那些动乱精英、幕后黑手们：
网上看到方励之的照片和采访，一个典型中国小老头子的样子，要是随便走在中国的某条街上，恐怕没有人能认出来，谁能想到20多年前的他，来到北大演讲时，意气风发，一呼百应的样子。曾经保留在家的方的亲笔签名，不知我妈在几次搬家时扔掉没有。
“河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听说后来自闭，多年不出门，非常懊悔当年把“龙”得罪得太多。另一个作者远志明，现在则化身牧师，开始传道，不久前还来Victoria讲，鉴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多人去听。没啥兴趣。
刘晓波那时也在广场，现在关着，今年竟然拿了诺贝尔奖。听到消息后我突然醒悟，原来诺贝尔奖也有很多政治因素，说不定是美国在背后给钱。听过刘的演讲，文采、口才极好。
李禄，我报名登山队时见过一面（我立刻fail掉了登山队的考核，上来第一项就是跑万米），后来在哥大厮混时，听说他在那里读书。现在他可能是混得最好的一个，谣传将成为股神巴菲特的继承人。
那些死去的人们呢？
20多年过去了，此刻，宁静地坐在窗前，看着远处Victoria市区平和的灯火，想想那时的人，事，血，火，激情澎湃的岁月，真恍如隔世一般，不敢相信我真的经历了这些吗？
20多年前，我们也算为了中国的所谓民主与自由而呐喊过吧。那时Charlie还在上小学，船民还在穿开裆裤。时光如梭，转眼我们现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为了养家糊口做很多无聊的事情。
办公室里，没有人谈论中东的这些民主斗士们。我们那时以为，我们的行动，一定正在感动整个西方世界。其实那时和现在差不多，除了兴奋的政客和电视台外，没有什么人真正关心。
政治的黑暗，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就是别人的棋子，这些道理我们当时都懂。那时也有些人，有学生也有老师，自以为看透了这一切，很冷静的样子，并不参与我们的行动。这些假老练，被阉割了的人，当然不会有什么激情；我至今仍然很鄙视这种人。人可以冷静，但不能太冷血。
我有时想，如果再来一次，我会不会还是那么激动地参与，当炮灰，吃了兴奋剂一样？
其实不用想：在那样的年龄，我肯定会再次参加。
所谓成长的代价，不经历些风雨，怎能见彩虹？而人生，不就是因为这些经历而变得丰富多彩吗？
文革后的知青聚会，最有名的那句话，就是青春无悔。
悔不悔，已经是过去的事，再也回不来了。
当然，现在是所谓大国崛起的时代，走自己的路，只要有钱挣，中国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民主和自由，换不来儿子的奶粉和尿布；现在的我，再遇到这样的话题，已经懒得去争。
算了，还是把频道换回天线宝宝吧。Tony小时我经常陪着看，这次轮到Michael看，我又复习一遍天线宝宝。至于几千里外中东举行的游行与打斗，与我们再也没有关系。
Samstag, Februar 26, 2011
Freitag, Februar 25, 2011
与李泽厚对话:“中国要过封建资本主义这一关”
他是一个智者，我从医学院开始仰慕的学者，真正的中国知识份子。
我愿他健康长寿！
Hoch Sollst Du Lieben
Hoch, hoch, hoch, hoch, hoch, hoch!
Hoch sollst Du leben, hoch sollst Du leben, dreimal hoch!
(Hoch, hoch, hoch, hoch, hoch, hoch)
Hoch sollst Du leben, hoch sollst Du leben, dreimal hoch!
Du lebest hoch, Du lebest hoch, Du lebest hoch!
Du lebest hoch, Du lebest hoch, Du lebest hoch!
Hoch, hoch, Du lebest hoch!
Hoch, hoch, Du lebest hoch!
Du lebest hoch!
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放初期，哲学家李泽厚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位先锋人物。他的著述，如《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曾影响了文革之后中国的知识界和整整一代学人。九十年代初，李泽厚移居美国，淡出中国思想界，他的学问与影响力也渐被“80后”的中国遗忘。每年秋天，李泽厚依惯例回国，小住几个月。
今年12月初，北京入冬。在他的北京寓所，我与他有闲散对谈。客厅里，挂着老师冯友兰先生题赠的条幅“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记得一年前，我曾拜访正在北京度假的李先生。当时他裹着件花纹的棉睡袍会客。今年，虚岁已八十的李泽厚，举手投足似乎更精神， 记忆力饱满。以下我略去了对话中的提问与对谈部分，集中纪录李泽厚对中国社会现况的观察。
令自己自豪的事情
我是1992年1月份出去的。从93年开始，每年回国一次，还没有破过这个例。每次回国，媒体的采访邀请很多，但我能回避就回避。随便谈谈可以，但我不上电视，那些正式的东西我不干。我觉得，这么些年，有两件事情让我感觉自豪。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书。我二十年、三十年前出的书，现在还在卖，而且卖的不错，到现在还有人在读。我这次回来，碰到几个80后的，他们来找我。这让我非常欣慰。二十年、三十年后，我的书没有任何炒作，没有任何宣传，有的还是经常挨骂的，居然能够保持二十年、三十年的生命力。《批判哲学的批判》是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也是79年出版的，《美的历程》81年出版。几部思想史的书也都是80年代出的，都是二、三十年的书了。
第二件事情，让我自豪的，是我61周岁出国，到了美国还要给学生上课。出国时，我英文也不好，最怕的是，学生提问我听不懂怎么办，因为教的都是美国本地学生，居然最后被我应付下来了，我自己也感觉惊讶。有人讲，你讲课，不要太在意英文语法错误。你就这么讲，别人能懂。美国有学生评议老师的制度。系里透露说，学生对我的评价还很不错。在美国教了七、八年书，对美国学生了解中国起了些作用，因为我说的都是中国的事情。我教的是一个在科罗拉多的College，没有中国学生，都是美国本地学生。我居然能够教下来，而且教得还不错。这两个事情是我自己感觉满意的。我讲完最后一堂课，学生们一起鼓掌，这在学校是很少见的。一个课堂20几个学生，都来跟我握手。
每年我回国住段时间，一是美国较寂寞。因为我不习惯主动跟人来往，就更寂寞。但回来以后又觉得太热闹，主要是调节一下。我回来也不吱声，越到后面找上门来的人越多，都传开了，有相识的，有不认识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还有80年代。最年轻的一个是86年的，他读我的书，读得津津有味，来找我。回国，主要就是跟人聊天，这是很愉快的。美国的生活比较寂寞。因为我在美国基本上什么会也不参加，我说有“三不”：不讲演、不开会、不上电视。我这七、八年，这几点执行的很好，包括国内的会议，我也不参加。
“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我不认为我是什么公共知识分子。我关心政治，也发表一些对政治的看法、意见，但是我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我这人不会与人打交道。我真要搞经济可以，搞政治也可以，并不是说没有这个能力，我对有些事情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 但我不愿意跟这些东西打交道，那就没办法了。不管搞政治，还是搞经济，总要有人际关系嘛，所以我讲我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没有关系。文革中间，人家认为我是搞美学的，一定跟文艺界有很多联系。那时，文艺界闹的最凶，被外调的很多，结果没有到我这里外调，因为我从来就不来往。钱学森来看过我，我住在和平里时，我没去看过他。我一向是这样的，不管你是什么人，反正我很少主动去见人。
我与外界不交往，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当时，很多大人物都看中过我，包括康生（编者注：文革期间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也曾经通过我们社科院所里领导，意思是看中了我。但我不理这个茬，假装不懂，也就过去了，不然会很麻烦。周扬（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胡乔木（文革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识形态宣传最高主管），邓力群（文革后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宣传部长）也都对我不错，也看中我。邓力群还特地把我找去，让我写一篇文章，我没有当场拒绝，反正我不写，不写他也没有办法。
“西方真正了解中国，还要再等100年”
有篇文章说我在美国宣传儒学，我从来没有宣传儒学。我认为外国人真正要了解中国至少是50年、100年以后的事情，我是这么看的。他们了解中国，就如同看电影孙悟空大闹天宫，图个热闹。我93年在德国的时候就讲过，西方了解中国，跟我们了解他们是不成比例的。我们找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基层干部或者是其他什么背景，让他从古到今举出20个外国人的名字， 都能说得出。我想在德国，除了搞汉学的教授，有多少人能举出20个中国人的名字？为什么？就是他们不需要了解中国。就好象我们不需要了解肯尼亚、厄瓜多尔一样。不需要，是因为它的存在与我没关系。现在中国走向世界。我对中国经济是乐观的，当年我讲过，书上也说过，现在“中国制造”越来越多。中国的存在对世界开始有影响，这次金融危机中也特别看得明显。因此西方慢慢开始感觉需要了解中国。但要到一般外国老百姓的层面，还早的很，他们顶多了解些经济情况，文化上还早的很。一幅梵高的画卖多少钱，我们一幅最好的画卖多少钱，相差太远了。所以了解中国要很长的时间。在国外，《红楼梦》有几个人在看？没兴趣的。我的书，你翻译不翻译没关系，或者说，我的书是为未来写的，未来会有外国人读。现在不会，还早。
“现在是封建特色资本主义”
老实讲，我很顽固。人家问我，出国十年，看法上有什么改变，我觉得没有。以前的看法，现在还是这样。最近，有关倡导“中国模式”的文章，只是个大学生水平，水平很差，没有什么本质的东西。文章水平差，是一回事情。但这种观点现在如果开始成为主流观点，这个问题就大了。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是1995年4月在广州中山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这里面的观点跟我现在的看法，基本是一样的。现在看了，完全可以不改。在《告别革命》一书里，我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一个，不是不赞成民主政治。现在，中国搞一人一票，我是反对的，是不赞成的。在中国搞选举，关键是怎么个选法。每个人都应该有参政的权利，一人一票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怎么运用这个权利。
我当时在文章里说的，第一，中国要搞党内民主，党内民主不仅仅是让党员自由发表意见，而且最好允许成立不同派别。毛泽东讲过，党外无党行吗？在党内可以有不同意见，你可以争论，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第二，我讲的是司法独立。第三个我讲的是舆论逐步开放。也不要求你一下子全面开放舆论，至少保留几块园地或某些报刊，让学生们讨论，能出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呢。现在经济问题允许讨论，政治问题不让讨论。为什么不能讨论？
你刚才提到“中国模式”，我是赞成有中国模式的。中国若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也不同于现在资本主义的新路，会对人类作出贡献。但是这样的“第三条道路”现在还没有看到，谈模式还为时太早。中国根本还没有成型。我主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现在还没有。现在的中国是有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就是官本位，政府权利过大。官本位不是封建特色吗？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中国模式是我们争取的目标，但还不是现实，现在就谈什么中国模式，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反对民族主义。所谓爱国主义，中国叫爱国主义，实际就是民族主义。
我曾跟一个年轻朋友讲过，经济进步是很难的，这几十年中国实行的市场改革机制很好，经济发展有很大进步。我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改变相对经济发展是比较容易的，再稍微深一点就起来了。这就看当政者的智慧。我知道，你的看法正好相反，你觉得，相对于政治民主改革，经济发展还相对容易些。很多人认为，现在就存在“中国模式”，好象中国一切都很好，政治上这样一种控制也很好。这是错误的，会起到误导作用。
我对邓小平的评价一直很高。邓小平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的观点没有改变。但是形势逼着他慢慢的走。我看过材料，包括后来的经济政策，他在那个形势下慢慢的变。为什么我讲邓小平会搞改革，他看着形势，他慢慢变的，他有这个气魄。1987年，邓小平要闯这个物价关，搞的一下子物价涨了，他知道不行就收回去了。所以邓小平讲摸着石头过河，他是最接受经验的。80年代，搞政治改革他也讲了。但你若打乱他的秩序，他是打仗的，他是不干的。经济上，中国已经在摸索，我认为这几十年成就很大。成就很大的原因，特别每个阶层的生活都有所提高，包括一些最多抱怨的人。如果你问他们是否想回到毛时代。毛时代的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他当然愿意选择现在。现在的确有很多不公平，一定会有的，不可避免。但贫富悬殊不能那么大。所以中国必须走出一个模式。
中国太大。你想完全抄袭台湾，可以吗？不可以，台湾不是搞西方民主吗？中国太大了，我们13亿人。台湾才2000多万人口，大不相同。台湾的确搞了美式民主。但是那个在中国现在没法搞。希特勒也是凭选票上台的。中国走自己的路，政治上怎么个走法？政治上更需要积累经验。
我曾讲中国的“两会制度”可以慢慢来改。但现在两会的表现，不说不如80年代，有时连90年代都不如。意识形态上，十年前好象还没有现在这么紧。《告别革命》一书，五年前还可以从香港邮寄到北京，我收到过。去年与前年，寄同样的书，就只收到一张通知，说你这个书在海关，有什么问题让你到海关去查等等。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现在对著作权，不是针对著作人，而是针对出版社。所以编辑自觉的给你删掉改掉一些东西。因为他不删，他的饭碗就不保。尽管他不愿意改，但他没办法不改。
今年建国60周年的国庆阅兵式，我就在北京。 我在阳台上可以看到焰火，很好玩。我们的胡同口，大家不准走出，进出都要拿着身份证。居委会认识你的，就放行。你要是外面陌生人，就会有问题。国庆前搞过三次预演，弄的很紧张。很多老百姓都在骂。我根本就不出去。我的家很靠近天安门，散步20多分钟就到，很近的。国庆阅兵这样做法，是一种倒退。现在一种很可怕的想法是，自以为经济好了，又抵抗住了金融危机，就觉得这一套做法很有用，就想把它巩固下来。这是很可怕的，会掩盖很多问题，包括经济上的问题。老一套的做法，也有应付不了的时候。
中国不要有“戏剧性变化”
中国的下一个“三十年”，我希望它能够走得比较和平，时间会比较长。你想五年，甚至十年来个大转变，恐怕不太可能。 但是最危险的想法是认为现在的制度很好，要巩固它。包括现在搞儒学，就是为了巩固现在这种政策，这很危险。我很相信经济的力量，我认为， 因为经济的力量，某些制度不得不改变。假如真正把内需拉动了，大家真正都有钱的话，那就不太一样了，有钱人就知道维护自己的财产、房屋、汽车。现在有一个好的趋势，就是拚命向农村发展，中国那么多人口，只要技术真正起来以后，内需真正拉动了，那时候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维护个人权益，就会逼着政治慢慢退让。所以对眼下“中国模式”这种东西，我觉得要迎头痛击，因为它这个模式就是要巩固目前的政策与制度，是错误的。而高唱民族主义，也是危险的。
和刘再复（编者注：中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现旅居美国）写《告别革命》一书时，我把政治民主摆在很后面，连他都持怀疑态度，他没有表态。当时有人批我批得很厉害，甚至有人身攻击，甚至说我想讨好共产党，是想回来做官。但我认为我的想法是对的，我现在还是看准经济的力量。80年代初我就讲，中国最早的法律是《外商投资法》。毛泽东时代是没有法律的，连《民法》、《刑法》都没有，就凭政策办事，靠批条子。所以，现在我很担心国进民退的问题。我希望民营经济继续扩大。金融危机来了，国营企业的影响又变得很大，如何使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使中国的国内市场能够真正成型，还差很远。农村那么大，如何真正使大家都有钱。有钱才能买东西。等到大家都有自己的财产，这个维权意识会越来越强，政治上慢慢就会改变。首先就会反映在党内的不同利益上。在利益集团之间，包括权贵利益之间也会出现矛盾。各种利益就会慢慢争取一个政治上的结构，并慢慢成型。但这是比较长的过程。
我在92年的时候就写过，中国不要再有戏剧性的变化。戏剧性的变化，人们看了很痛快，但是效果是不行的。所以我为什么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就是这个道理。舆论也不是要求一下子全部开放，可以慢慢的，我一直讲逐步。讲改良。《告别革命》讲的，就是事情慢慢来。我曾说过，中国的民主大门不是冲开的，是挤开的。你在这挤一点，我在那挤一点。
中国的教育体制存在大问题。教师要评职称，评职称现在要求量化，要多少字、多少书。现在给钱做什么项目，国家规定什么项目给你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你报个项目批一笔钱，于是大家都去争这个东西。这就造成学术界制造垃圾，制造腐败。很多人追逐这个东西，他要评职称，副教授要当教授，讲师要当副教授，教授还要分好几等。所以很多人制造本身毫无价值的东西，这是体制逼迫人这样作为。现在最大问题是教育问题，从幼年到大学，都是如此。
现在，中国的知识精英太没出息。 真正所谓耐得住寂寞的又有多少人？开会、讲演、上电视，名利双收吗，又出名又有利。都是买房子，买车，大家攀比。现在抄书抄袭，剽窃，已习以为常。我说，你抄了书你就必须离开学术界，你可以做生意去，你做别的去。只要你抄书就应该离开。但是现在不执行这个东西。所以，有人说名教授都可以抄，我为什么不可以抄？就搞成现在这个恶劣的状况。但我相信，中国知识界总有极少数人能够坚持住。
北大现在搞的中学校长推荐制度，我觉得就是倒退。这个事情我看五年后肯定会废除。文革时候不就搞工农兵推荐学生吗？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是大问题，摧残了多少人，本来很有希望的人，中国人不笨，都好学，但最后牺牲掉了。责任首先在教育部，它有权力改善这些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有法律不执行。你看我们这条胡同，规定是单行线，但旁边有国家机关，车子就照样走，包括警车都这样。交通警只能管着出租司机。这就是官本位。你有办法吗？讲来讲去都是封建特色。我讲封建特色资本主义是有具体内容的。封建制，整个就是向官本位靠拢。现在，庙里的和尚是处级还是科级，还有这样的？这不开玩笑吗，这在封建时代都是没有的。
我对中国，即使在“六四”事件以后，我还是审慎乐观的。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以后，不管怎么样总会取得成绩。中国的优势就是人多，现在知识分子数量也比较多，总会出一些人才，这个我不是特别悲观。但是，我认为教育的问题很大。这要花很大的力量去解决。
我记得当年开人代会，我是人大代表。我提出新民主主义丢弃得太早了。当时就是很刺激的话，我的意思就是社会改革搞早了嘛。现在连那个时候讲过的都不敢说了。现在大家就是举手。为什么不开放？这个开放其实很容易。即使这些代表不是选出来的，是上面委派的，总可以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吧。而现在他们只是是花瓶，毫无意义。委员长、副委员长一大堆，干什么？政协也好，人大也好，一旦这两个机构真正能够参政议政。 “两会制度”慢慢改，还是有希望的。
在美国实践“吃饭哲学”
我今年79周岁，在美国退休快十年了。平时跟外界没什么社交来往，外面的会，我也很少参加。我出国的时候61岁，教了8年的书，99年退下来。选择美国科罗拉多，有点偶然性。87年的时候，我从新加坡到美国，就落脚在科罗拉多。那里每一个月，学生上一门课，集中教学。所以我那时候每天都有课。其实这个制度不好，美国有一阵子都实行过。现在坚持下来的好像就两个学校，他们算一个。因为短期，对学校有利，你可以请一些人来，上完就走，钱付的少。所以我在那教过一次，后来他们不断向我发出邀请，当时还有别的地方邀请，我说，我是不图名只求利，哪里给我钱多，我就到哪里去。他们给的待遇比较好，不断邀请，所以就到那个地方去了。我太太和小孩都愿意在科罗拉多。虽比较偏僻。但好处是对老人健康最好，阳光很多，说一年300天有阳光，是夸张的，至少200多天有阳光，自然环境太好了。
今后我回中国的机会不会很多，可能越来越少。我太太根本反对我回来。但不回来太寂寞。我的书愿意在大陆出，不愿意在香港台湾出。大陆有读者，我这个东西对他们有意义，我很高兴。你说我出国以后没有太强的失落感或“疼痛感”，觉得以李泽厚的地位，应当去美国最好的学校当教授，做研究。其实，美国许多出名的地方也邀请我去，我没去。让我讲演，我没去。哈佛邀请我了两次，我也没去，我不在乎那个东西。我在美国，什么名气都没有，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普通人。
刘再复与我在跟我在科罗拉多是邻居。在美国生活，某些方面他更艰难些，比如用英文沟通。他很热情，比我勤奋，整天看书。他爱劳动，院子很大，当园丁，他很愉快。他很少回来，去年回来一次，二十年出去第一次回来。有人问我，你后悔没有。我有什么后悔，我非常高兴。即使你现在给我很多名誉，有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毫无意义。
到了美国，我61岁开始学开车。现在我的车，就是买菜车。我是赤手空拳打天下，现在我经济情况很好，根本不依赖孩子，我精神也非常好。我从美国回来，坐商务舱，自己掏钱。自己打出天下，我很满意。我无求于人，我非常独立。我讲吃饭的哲学，自己也身体力行。现在我是自由之身。
近年来，我还买了一些基金投资，涨的很好，我买对了。我买基金，基金我也不会挑，他们有几种选择，有最有风险的，有最保险的。我买比较保险的。我经济上安排得很好，钱用不完。以前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靠的是稿费。1961年后，我有段时间工资每个月才18块钱，但是我不怕，我有稿费，我有几千块钱的稿费。我到了美国以后， 本来就是要靠自己奋斗。人活着必须吃饭，但是吃饭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这就是吃饭哲学的真谛。
我愿他健康长寿！
Hoch Sollst Du Lieben
Hoch, hoch, hoch, hoch, hoch, hoch!
Hoch sollst Du leben, hoch sollst Du leben, dreimal hoch!
(Hoch, hoch, hoch, hoch, hoch, hoch)
Hoch sollst Du leben, hoch sollst Du leben, dreimal hoch!
Du lebest hoch, Du lebest hoch, Du lebest hoch!
Du lebest hoch, Du lebest hoch, Du lebest hoch!
Hoch, hoch, Du lebest hoch!
Hoch, hoch, Du lebest hoch!
Du lebest hoch!
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放初期，哲学家李泽厚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位先锋人物。他的著述，如《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曾影响了文革之后中国的知识界和整整一代学人。九十年代初，李泽厚移居美国，淡出中国思想界，他的学问与影响力也渐被“80后”的中国遗忘。每年秋天，李泽厚依惯例回国，小住几个月。
今年12月初，北京入冬。在他的北京寓所，我与他有闲散对谈。客厅里，挂着老师冯友兰先生题赠的条幅“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记得一年前，我曾拜访正在北京度假的李先生。当时他裹着件花纹的棉睡袍会客。今年，虚岁已八十的李泽厚，举手投足似乎更精神， 记忆力饱满。以下我略去了对话中的提问与对谈部分，集中纪录李泽厚对中国社会现况的观察。
令自己自豪的事情
我是1992年1月份出去的。从93年开始，每年回国一次，还没有破过这个例。每次回国，媒体的采访邀请很多，但我能回避就回避。随便谈谈可以，但我不上电视，那些正式的东西我不干。我觉得，这么些年，有两件事情让我感觉自豪。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书。我二十年、三十年前出的书，现在还在卖，而且卖的不错，到现在还有人在读。我这次回来，碰到几个80后的，他们来找我。这让我非常欣慰。二十年、三十年后，我的书没有任何炒作，没有任何宣传，有的还是经常挨骂的，居然能够保持二十年、三十年的生命力。《批判哲学的批判》是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也是79年出版的，《美的历程》81年出版。几部思想史的书也都是80年代出的，都是二、三十年的书了。
第二件事情，让我自豪的，是我61周岁出国，到了美国还要给学生上课。出国时，我英文也不好，最怕的是，学生提问我听不懂怎么办，因为教的都是美国本地学生，居然最后被我应付下来了，我自己也感觉惊讶。有人讲，你讲课，不要太在意英文语法错误。你就这么讲，别人能懂。美国有学生评议老师的制度。系里透露说，学生对我的评价还很不错。在美国教了七、八年书，对美国学生了解中国起了些作用，因为我说的都是中国的事情。我教的是一个在科罗拉多的College，没有中国学生，都是美国本地学生。我居然能够教下来，而且教得还不错。这两个事情是我自己感觉满意的。我讲完最后一堂课，学生们一起鼓掌，这在学校是很少见的。一个课堂20几个学生，都来跟我握手。
每年我回国住段时间，一是美国较寂寞。因为我不习惯主动跟人来往，就更寂寞。但回来以后又觉得太热闹，主要是调节一下。我回来也不吱声，越到后面找上门来的人越多，都传开了，有相识的，有不认识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还有80年代。最年轻的一个是86年的，他读我的书，读得津津有味，来找我。回国，主要就是跟人聊天，这是很愉快的。美国的生活比较寂寞。因为我在美国基本上什么会也不参加，我说有“三不”：不讲演、不开会、不上电视。我这七、八年，这几点执行的很好，包括国内的会议，我也不参加。
“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我不认为我是什么公共知识分子。我关心政治，也发表一些对政治的看法、意见，但是我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我这人不会与人打交道。我真要搞经济可以，搞政治也可以，并不是说没有这个能力，我对有些事情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 但我不愿意跟这些东西打交道，那就没办法了。不管搞政治，还是搞经济，总要有人际关系嘛，所以我讲我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没有关系。文革中间，人家认为我是搞美学的，一定跟文艺界有很多联系。那时，文艺界闹的最凶，被外调的很多，结果没有到我这里外调，因为我从来就不来往。钱学森来看过我，我住在和平里时，我没去看过他。我一向是这样的，不管你是什么人，反正我很少主动去见人。
我与外界不交往，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当时，很多大人物都看中过我，包括康生（编者注：文革期间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也曾经通过我们社科院所里领导，意思是看中了我。但我不理这个茬，假装不懂，也就过去了，不然会很麻烦。周扬（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胡乔木（文革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识形态宣传最高主管），邓力群（文革后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宣传部长）也都对我不错，也看中我。邓力群还特地把我找去，让我写一篇文章，我没有当场拒绝，反正我不写，不写他也没有办法。
“西方真正了解中国，还要再等100年”
有篇文章说我在美国宣传儒学，我从来没有宣传儒学。我认为外国人真正要了解中国至少是50年、100年以后的事情，我是这么看的。他们了解中国，就如同看电影孙悟空大闹天宫，图个热闹。我93年在德国的时候就讲过，西方了解中国，跟我们了解他们是不成比例的。我们找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基层干部或者是其他什么背景，让他从古到今举出20个外国人的名字， 都能说得出。我想在德国，除了搞汉学的教授，有多少人能举出20个中国人的名字？为什么？就是他们不需要了解中国。就好象我们不需要了解肯尼亚、厄瓜多尔一样。不需要，是因为它的存在与我没关系。现在中国走向世界。我对中国经济是乐观的，当年我讲过，书上也说过，现在“中国制造”越来越多。中国的存在对世界开始有影响，这次金融危机中也特别看得明显。因此西方慢慢开始感觉需要了解中国。但要到一般外国老百姓的层面，还早的很，他们顶多了解些经济情况，文化上还早的很。一幅梵高的画卖多少钱，我们一幅最好的画卖多少钱，相差太远了。所以了解中国要很长的时间。在国外，《红楼梦》有几个人在看？没兴趣的。我的书，你翻译不翻译没关系，或者说，我的书是为未来写的，未来会有外国人读。现在不会，还早。
“现在是封建特色资本主义”
老实讲，我很顽固。人家问我，出国十年，看法上有什么改变，我觉得没有。以前的看法，现在还是这样。最近，有关倡导“中国模式”的文章，只是个大学生水平，水平很差，没有什么本质的东西。文章水平差，是一回事情。但这种观点现在如果开始成为主流观点，这个问题就大了。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是1995年4月在广州中山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这里面的观点跟我现在的看法，基本是一样的。现在看了，完全可以不改。在《告别革命》一书里，我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一个，不是不赞成民主政治。现在，中国搞一人一票，我是反对的，是不赞成的。在中国搞选举，关键是怎么个选法。每个人都应该有参政的权利，一人一票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怎么运用这个权利。
我当时在文章里说的，第一，中国要搞党内民主，党内民主不仅仅是让党员自由发表意见，而且最好允许成立不同派别。毛泽东讲过，党外无党行吗？在党内可以有不同意见，你可以争论，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第二，我讲的是司法独立。第三个我讲的是舆论逐步开放。也不要求你一下子全面开放舆论，至少保留几块园地或某些报刊，让学生们讨论，能出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呢。现在经济问题允许讨论，政治问题不让讨论。为什么不能讨论？
你刚才提到“中国模式”，我是赞成有中国模式的。中国若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也不同于现在资本主义的新路，会对人类作出贡献。但是这样的“第三条道路”现在还没有看到，谈模式还为时太早。中国根本还没有成型。我主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现在还没有。现在的中国是有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就是官本位，政府权利过大。官本位不是封建特色吗？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中国模式是我们争取的目标，但还不是现实，现在就谈什么中国模式，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反对民族主义。所谓爱国主义，中国叫爱国主义，实际就是民族主义。
我曾跟一个年轻朋友讲过，经济进步是很难的，这几十年中国实行的市场改革机制很好，经济发展有很大进步。我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改变相对经济发展是比较容易的，再稍微深一点就起来了。这就看当政者的智慧。我知道，你的看法正好相反，你觉得，相对于政治民主改革，经济发展还相对容易些。很多人认为，现在就存在“中国模式”，好象中国一切都很好，政治上这样一种控制也很好。这是错误的，会起到误导作用。
我对邓小平的评价一直很高。邓小平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的观点没有改变。但是形势逼着他慢慢的走。我看过材料，包括后来的经济政策，他在那个形势下慢慢的变。为什么我讲邓小平会搞改革，他看着形势，他慢慢变的，他有这个气魄。1987年，邓小平要闯这个物价关，搞的一下子物价涨了，他知道不行就收回去了。所以邓小平讲摸着石头过河，他是最接受经验的。80年代，搞政治改革他也讲了。但你若打乱他的秩序，他是打仗的，他是不干的。经济上，中国已经在摸索，我认为这几十年成就很大。成就很大的原因，特别每个阶层的生活都有所提高，包括一些最多抱怨的人。如果你问他们是否想回到毛时代。毛时代的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他当然愿意选择现在。现在的确有很多不公平，一定会有的，不可避免。但贫富悬殊不能那么大。所以中国必须走出一个模式。
中国太大。你想完全抄袭台湾，可以吗？不可以，台湾不是搞西方民主吗？中国太大了，我们13亿人。台湾才2000多万人口，大不相同。台湾的确搞了美式民主。但是那个在中国现在没法搞。希特勒也是凭选票上台的。中国走自己的路，政治上怎么个走法？政治上更需要积累经验。
我曾讲中国的“两会制度”可以慢慢来改。但现在两会的表现，不说不如80年代，有时连90年代都不如。意识形态上，十年前好象还没有现在这么紧。《告别革命》一书，五年前还可以从香港邮寄到北京，我收到过。去年与前年，寄同样的书，就只收到一张通知，说你这个书在海关，有什么问题让你到海关去查等等。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现在对著作权，不是针对著作人，而是针对出版社。所以编辑自觉的给你删掉改掉一些东西。因为他不删，他的饭碗就不保。尽管他不愿意改，但他没办法不改。
今年建国60周年的国庆阅兵式，我就在北京。 我在阳台上可以看到焰火，很好玩。我们的胡同口，大家不准走出，进出都要拿着身份证。居委会认识你的，就放行。你要是外面陌生人，就会有问题。国庆前搞过三次预演，弄的很紧张。很多老百姓都在骂。我根本就不出去。我的家很靠近天安门，散步20多分钟就到，很近的。国庆阅兵这样做法，是一种倒退。现在一种很可怕的想法是，自以为经济好了，又抵抗住了金融危机，就觉得这一套做法很有用，就想把它巩固下来。这是很可怕的，会掩盖很多问题，包括经济上的问题。老一套的做法，也有应付不了的时候。
中国不要有“戏剧性变化”
中国的下一个“三十年”，我希望它能够走得比较和平，时间会比较长。你想五年，甚至十年来个大转变，恐怕不太可能。 但是最危险的想法是认为现在的制度很好，要巩固它。包括现在搞儒学，就是为了巩固现在这种政策，这很危险。我很相信经济的力量，我认为， 因为经济的力量，某些制度不得不改变。假如真正把内需拉动了，大家真正都有钱的话，那就不太一样了，有钱人就知道维护自己的财产、房屋、汽车。现在有一个好的趋势，就是拚命向农村发展，中国那么多人口，只要技术真正起来以后，内需真正拉动了，那时候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维护个人权益，就会逼着政治慢慢退让。所以对眼下“中国模式”这种东西，我觉得要迎头痛击，因为它这个模式就是要巩固目前的政策与制度，是错误的。而高唱民族主义，也是危险的。
和刘再复（编者注：中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现旅居美国）写《告别革命》一书时，我把政治民主摆在很后面，连他都持怀疑态度，他没有表态。当时有人批我批得很厉害，甚至有人身攻击，甚至说我想讨好共产党，是想回来做官。但我认为我的想法是对的，我现在还是看准经济的力量。80年代初我就讲，中国最早的法律是《外商投资法》。毛泽东时代是没有法律的，连《民法》、《刑法》都没有，就凭政策办事，靠批条子。所以，现在我很担心国进民退的问题。我希望民营经济继续扩大。金融危机来了，国营企业的影响又变得很大，如何使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使中国的国内市场能够真正成型，还差很远。农村那么大，如何真正使大家都有钱。有钱才能买东西。等到大家都有自己的财产，这个维权意识会越来越强，政治上慢慢就会改变。首先就会反映在党内的不同利益上。在利益集团之间，包括权贵利益之间也会出现矛盾。各种利益就会慢慢争取一个政治上的结构，并慢慢成型。但这是比较长的过程。
我在92年的时候就写过，中国不要再有戏剧性的变化。戏剧性的变化，人们看了很痛快，但是效果是不行的。所以我为什么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就是这个道理。舆论也不是要求一下子全部开放，可以慢慢的，我一直讲逐步。讲改良。《告别革命》讲的，就是事情慢慢来。我曾说过，中国的民主大门不是冲开的，是挤开的。你在这挤一点，我在那挤一点。
中国的教育体制存在大问题。教师要评职称，评职称现在要求量化，要多少字、多少书。现在给钱做什么项目，国家规定什么项目给你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你报个项目批一笔钱，于是大家都去争这个东西。这就造成学术界制造垃圾，制造腐败。很多人追逐这个东西，他要评职称，副教授要当教授，讲师要当副教授，教授还要分好几等。所以很多人制造本身毫无价值的东西，这是体制逼迫人这样作为。现在最大问题是教育问题，从幼年到大学，都是如此。
现在，中国的知识精英太没出息。 真正所谓耐得住寂寞的又有多少人？开会、讲演、上电视，名利双收吗，又出名又有利。都是买房子，买车，大家攀比。现在抄书抄袭，剽窃，已习以为常。我说，你抄了书你就必须离开学术界，你可以做生意去，你做别的去。只要你抄书就应该离开。但是现在不执行这个东西。所以，有人说名教授都可以抄，我为什么不可以抄？就搞成现在这个恶劣的状况。但我相信，中国知识界总有极少数人能够坚持住。
北大现在搞的中学校长推荐制度，我觉得就是倒退。这个事情我看五年后肯定会废除。文革时候不就搞工农兵推荐学生吗？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是大问题，摧残了多少人，本来很有希望的人，中国人不笨，都好学，但最后牺牲掉了。责任首先在教育部，它有权力改善这些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有法律不执行。你看我们这条胡同，规定是单行线，但旁边有国家机关，车子就照样走，包括警车都这样。交通警只能管着出租司机。这就是官本位。你有办法吗？讲来讲去都是封建特色。我讲封建特色资本主义是有具体内容的。封建制，整个就是向官本位靠拢。现在，庙里的和尚是处级还是科级，还有这样的？这不开玩笑吗，这在封建时代都是没有的。
我对中国，即使在“六四”事件以后，我还是审慎乐观的。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以后，不管怎么样总会取得成绩。中国的优势就是人多，现在知识分子数量也比较多，总会出一些人才，这个我不是特别悲观。但是，我认为教育的问题很大。这要花很大的力量去解决。
我记得当年开人代会，我是人大代表。我提出新民主主义丢弃得太早了。当时就是很刺激的话，我的意思就是社会改革搞早了嘛。现在连那个时候讲过的都不敢说了。现在大家就是举手。为什么不开放？这个开放其实很容易。即使这些代表不是选出来的，是上面委派的，总可以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吧。而现在他们只是是花瓶，毫无意义。委员长、副委员长一大堆，干什么？政协也好，人大也好，一旦这两个机构真正能够参政议政。 “两会制度”慢慢改，还是有希望的。
在美国实践“吃饭哲学”
我今年79周岁，在美国退休快十年了。平时跟外界没什么社交来往，外面的会，我也很少参加。我出国的时候61岁，教了8年的书，99年退下来。选择美国科罗拉多，有点偶然性。87年的时候，我从新加坡到美国，就落脚在科罗拉多。那里每一个月，学生上一门课，集中教学。所以我那时候每天都有课。其实这个制度不好，美国有一阵子都实行过。现在坚持下来的好像就两个学校，他们算一个。因为短期，对学校有利，你可以请一些人来，上完就走，钱付的少。所以我在那教过一次，后来他们不断向我发出邀请，当时还有别的地方邀请，我说，我是不图名只求利，哪里给我钱多，我就到哪里去。他们给的待遇比较好，不断邀请，所以就到那个地方去了。我太太和小孩都愿意在科罗拉多。虽比较偏僻。但好处是对老人健康最好，阳光很多，说一年300天有阳光，是夸张的，至少200多天有阳光，自然环境太好了。
今后我回中国的机会不会很多，可能越来越少。我太太根本反对我回来。但不回来太寂寞。我的书愿意在大陆出，不愿意在香港台湾出。大陆有读者，我这个东西对他们有意义，我很高兴。你说我出国以后没有太强的失落感或“疼痛感”，觉得以李泽厚的地位，应当去美国最好的学校当教授，做研究。其实，美国许多出名的地方也邀请我去，我没去。让我讲演，我没去。哈佛邀请我了两次，我也没去，我不在乎那个东西。我在美国，什么名气都没有，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普通人。
刘再复与我在跟我在科罗拉多是邻居。在美国生活，某些方面他更艰难些，比如用英文沟通。他很热情，比我勤奋，整天看书。他爱劳动，院子很大，当园丁，他很愉快。他很少回来，去年回来一次，二十年出去第一次回来。有人问我，你后悔没有。我有什么后悔，我非常高兴。即使你现在给我很多名誉，有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毫无意义。
到了美国，我61岁开始学开车。现在我的车，就是买菜车。我是赤手空拳打天下，现在我经济情况很好，根本不依赖孩子，我精神也非常好。我从美国回来，坐商务舱，自己掏钱。自己打出天下，我很满意。我无求于人，我非常独立。我讲吃饭的哲学，自己也身体力行。现在我是自由之身。
近年来，我还买了一些基金投资，涨的很好，我买对了。我买基金，基金我也不会挑，他们有几种选择，有最有风险的，有最保险的。我买比较保险的。我经济上安排得很好，钱用不完。以前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靠的是稿费。1961年后，我有段时间工资每个月才18块钱，但是我不怕，我有稿费，我有几千块钱的稿费。我到了美国以后， 本来就是要靠自己奋斗。人活着必须吃饭，但是吃饭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这就是吃饭哲学的真谛。
Donnerstag, Februar 24, 2011
Dienstag, Februar 22, 2011
Bon Iver performs a version of Blindsided for Myspace's Transmissions studio
Blindsided by Bon Iver
Back down, down to the downtown
Down to the lockdown…
Boards, nails lie around
I crouch like a crow
Contrasting the snow
For the agony I’d rather know
‘Cause blinded
I am blindsided
Peek in
Into the peer in
I’m not really like this
I’m probably plightless
I come through the window
I’m crippled and slow
For the agony I’d rather know
‘Cause blinded
I am blindsided
Would you really rush out?
Would you really rush out?
Would you really rush out for me now?
Would you really rush out for me now?
Would you really rush out for me now?
Would you really rush out for me now?
Ooh, for me now
Ooh, for me now
Ooh, for me now
Taut line
Down to the shoreline
The end of a blood line
The moon is a cold light
There’s a pull to the flow
My feet melt in the snow
For the irony I’d rather know
‘Cause blinded
I was blindsided Blinded
I was blindsided Blinded
Montag, Februar 21, 2011
Donnerstag, Februar 17, 2011
MedPage Today Article Warm Local Anesthetic Eases Injection Pain (CME/CE)
I thought you would like to read the attached article:
Warm Local Anesthetic Eases Injection Pain (CM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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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 Local Anesthetic Eases Injection Pain (CM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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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nstag, Februar 15, 2011
Montag, Februar 14, 2011
Migraine 'Trigger Site' Surgery May Provide Relief, But Many Are Skeptical (mobile format)
http://www.medscape.com/viewarticle/737101
Migraine 'Trigger Site' Surgery May Provide Relief, But Many Are Skeptical
February 9, 2011 — In appropriate patients with migraine headache, surgical manipulation to deactivate migraine trigger sites can produce a lasting reduction in the frequency, duration, and intensity of migraine pain, according to a study in the February issue of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Senior author Bahman Guyuron, M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Plastic Surgery,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Hospitals Case Medical Center in Cleveland, pioneered surgical techniques to deactivate trigger sites for migraine headache after noticing that some patients with migraine had fewer headaches after cosmetic forehead-lift procedures.
Dr. Bahman Guyuron
"A large number of migraine headaches are triggered from the peripheral branches of the trigeminal nerve, which are irritated by the surrounding muscles, vessels or because of being compressed by some anatomical structures," he told Medscape Medical News.
"These mechanical stimuli (peripheral mechanism) begin a cascade of events that if they continue will result in central sensitization and thus the related symptoms. We deactivate these trigger sites by eliminating the physical elements that irritate the nerves, such as surrounding muscles, fascia bands, and vessels," Dr. Guyuron explained.
High "Positive" Response Rate at 5 Years
In their paper, Dr. Guyuron and colleagues report 5-year outcomes for a group of patients with neurologist-confirmed migraine who underwent surgical deactivation of 1 to 4 common trigger sites. Dr. Guyuron presented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study at Plastic Surgery 2009: 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ons Annual Meeting.
One hundred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botulinum toxin A injections to confirm trigger sites, and 25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saline injections. Among 100 patients randomly assigned to surgery, 91 had successful detec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the trigger sites and underwent surgery,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Removal of the glabellar muscle group for the frontal trigger site;
Avulsion of the zygomaticotemporal branch of the trigeminal nerve for the temporal trigger site;
Septoplasty and turbinectomy for the intranasal trigger site; and
Removal of a small portion of the semispinalis capitis muscle and shielding of the greater occipital nerve for the occipital trigger site.
Eighty-nine of the 91 surgery patients were followed for 1 year, and 79 were followed for 5 years. During follow-up, 10 of these patients underwent deactivation of other trigger sites to provide "additional relief," the researchers report.
These 10 patients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to "avoid extra confound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s," the authors note. The final outcome with or without inclusion of these 10 patient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atients completed the Medical Outcomes Study 36-Item Short-Form Health Survey, the Migraine Specific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Migraine Disabilit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s before treatment and 1 and 5 years after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of at least 50% reduction in baseline frequency, intensity, or duration of migraine 5 years after surgery, 61 of 69 surgery patients (88%) had benefits from surgery and have maintained overall improvement, the researchers report.
Twenty patients (29%) reported complete elimination of migraine headache, and 41 (59%) report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migraine headache. Eight patients (12%) have seen no significant changes. The overall frequency of migraine attacks decreased from about 11 to about 4 per month, and their average duration decreased from 1.4 to 0.42 days.
At 5 years, the researchers say all measured variables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 < .0001).
Adverse events include occasional itching and hair thinning at the surgery site; hypersensitivity, hyposensitivity, or numbness along the supraorbital or supratrochlear nerves; mild occipital stiffness or weakness; and injury to the temporal branch of the facial nerve, which recovered completely.
"Appropriate candidates for the surgery," Dr. Guyuron told Medscape Medical News, "are patients who have at least 2 migraine headaches a month that are severe or do not respond to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or those who cannot take triptans or other effective medications, especially those with chronic migraine headaches."
Skepticism Abounds
Dr. Alexander Mauskop
Reached for independent comment, Alexander Mauskop, MD, director and founder of the New York Headache Center in New York City and board-certified neurologist, said migraine surgery is "controversial and, obviously, headache specialists don't think it's appropriate for plastic surgeons to be treating headache patients."
"With that aside, Dr. Guyuron has been working with a neurologist, which makes it better, but the issue with surgery is that it is permanent and there are potential side effects, including risk of infection," Dr. Mauskop said.
…obviously, headache specialists don't think it's appropriate for plastic surgeons to be treating headache patients.
He also made the point that migraine is a "self-limited disease and it often just goes away; that's the nature of the disease, even chronic severe headaches disappear with time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If you take a group of headache patients and follow them for 5 years, many of them will not have any headaches without any intervention. So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I don't think this should be a standard treatment for migraine."
Placebo Effect?
Stephen Silberstein, MD, director of the Headache Center at Jefferson Medical College i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remains unconvinced of any real benefit of migraine surgery. "Surgery is a great placebo," he told Medscape Medical News.
Surgery is a great placebo.
In their paper, Dr. Guyuron and colleagues acknowledge the high placebo response rate in patients with migraine, but they say placebo responsiveness is "short-lived, and an 88% placebo effect lasting 5 years has never been documented."
Dr. Guyuron and colleagues agree that many unanswered questions remain, including the precise anatomic reasons for the apparent benefits. "We have a number of studies in process, both clinical and basic science, tha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haring with our neurology, plastic surgery, and neurosurgery colleagues," he said.
Dr. Guyuron and colleagues and Dr. Silberstein have disclosed no relevant financial relationships. Dr. Mauskop reports that he has conducted research and served as a consultant and a speaker for Allergan, maker of Botox.
Plast Reconstr Surg. 2011;127:603-608. Abstract
Migraine 'Trigger Site' Surgery May Provide Relief, But Many Are Skeptical
February 9, 2011 — In appropriate patients with migraine headache, surgical manipulation to deactivate migraine trigger sites can produce a lasting reduction in the frequency, duration, and intensity of migraine pain, according to a study in the February issue of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Senior author Bahman Guyuron, M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Plastic Surgery,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Hospitals Case Medical Center in Cleveland, pioneered surgical techniques to deactivate trigger sites for migraine headache after noticing that some patients with migraine had fewer headaches after cosmetic forehead-lift procedures.
Dr. Bahman Guyuron
"A large number of migraine headaches are triggered from the peripheral branches of the trigeminal nerve, which are irritated by the surrounding muscles, vessels or because of being compressed by some anatomical structures," he told Medscape Medical News.
"These mechanical stimuli (peripheral mechanism) begin a cascade of events that if they continue will result in central sensitization and thus the related symptoms. We deactivate these trigger sites by eliminating the physical elements that irritate the nerves, such as surrounding muscles, fascia bands, and vessels," Dr. Guyuron explained.
High "Positive" Response Rate at 5 Years
In their paper, Dr. Guyuron and colleagues report 5-year outcomes for a group of patients with neurologist-confirmed migraine who underwent surgical deactivation of 1 to 4 common trigger sites. Dr. Guyuron presented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study at Plastic Surgery 2009: 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ons Annual Meeting.
One hundred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botulinum toxin A injections to confirm trigger sites, and 25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saline injections. Among 100 patients randomly assigned to surgery, 91 had successful detec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the trigger sites and underwent surgery,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Removal of the glabellar muscle group for the frontal trigger site;
Avulsion of the zygomaticotemporal branch of the trigeminal nerve for the temporal trigger site;
Septoplasty and turbinectomy for the intranasal trigger site; and
Removal of a small portion of the semispinalis capitis muscle and shielding of the greater occipital nerve for the occipital trigger site.
Eighty-nine of the 91 surgery patients were followed for 1 year, and 79 were followed for 5 years. During follow-up, 10 of these patients underwent deactivation of other trigger sites to provide "additional relief," the researchers report.
These 10 patients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to "avoid extra confound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s," the authors note. The final outcome with or without inclusion of these 10 patient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atients completed the Medical Outcomes Study 36-Item Short-Form Health Survey, the Migraine Specific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Migraine Disabilit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s before treatment and 1 and 5 years after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of at least 50% reduction in baseline frequency, intensity, or duration of migraine 5 years after surgery, 61 of 69 surgery patients (88%) had benefits from surgery and have maintained overall improvement, the researchers report.
Twenty patients (29%) reported complete elimination of migraine headache, and 41 (59%) report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migraine headache. Eight patients (12%) have seen no significant changes. The overall frequency of migraine attacks decreased from about 11 to about 4 per month, and their average duration decreased from 1.4 to 0.42 days.
At 5 years, the researchers say all measured variables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 < .0001).
Adverse events include occasional itching and hair thinning at the surgery site; hypersensitivity, hyposensitivity, or numbness along the supraorbital or supratrochlear nerves; mild occipital stiffness or weakness; and injury to the temporal branch of the facial nerve, which recovered completely.
"Appropriate candidates for the surgery," Dr. Guyuron told Medscape Medical News, "are patients who have at least 2 migraine headaches a month that are severe or do not respond to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or those who cannot take triptans or other effective medications, especially those with chronic migraine headaches."
Skepticism Abounds
Dr. Alexander Mauskop
Reached for independent comment, Alexander Mauskop, MD, director and founder of the New York Headache Center in New York City and board-certified neurologist, said migraine surgery is "controversial and, obviously, headache specialists don't think it's appropriate for plastic surgeons to be treating headache patients."
"With that aside, Dr. Guyuron has been working with a neurologist, which makes it better, but the issue with surgery is that it is permanent and there are potential side effects, including risk of infection," Dr. Mauskop said.
…obviously, headache specialists don't think it's appropriate for plastic surgeons to be treating headache patients.
He also made the point that migraine is a "self-limited disease and it often just goes away; that's the nature of the disease, even chronic severe headaches disappear with time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If you take a group of headache patients and follow them for 5 years, many of them will not have any headaches without any intervention. So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I don't think this should be a standard treatment for migraine."
Placebo Effect?
Stephen Silberstein, MD, director of the Headache Center at Jefferson Medical College i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remains unconvinced of any real benefit of migraine surgery. "Surgery is a great placebo," he told Medscape Medical News.
Surgery is a great placebo.
In their paper, Dr. Guyuron and colleagues acknowledge the high placebo response rate in patients with migraine, but they say placebo responsiveness is "short-lived, and an 88% placebo effect lasting 5 years has never been documented."
Dr. Guyuron and colleagues agree that many unanswered questions remain, including the precise anatomic reasons for the apparent benefits. "We have a number of studies in process, both clinical and basic science, tha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haring with our neurology, plastic surgery, and neurosurgery colleagues," he said.
Dr. Guyuron and colleagues and Dr. Silberstein have disclosed no relevant financial relationships. Dr. Mauskop reports that he has conducted research and served as a consultant and a speaker for Allergan, maker of Botox.
Plast Reconstr Surg. 2011;127:603-608. Abstract
Sonntag, Februar 13, 2011
Samstag, Februar 12, 2011
Freitag, Februar 11, 2011
Mittwoch, Februar 09, 2011
Montag, Februar 07, 2011
佛跳墙，值得思考的视频
也是know-how的好例子。
我妈做的米酒，喝前要加热一下。
每次她加热后，喝起来香气扑鼻，而我加热很容易过。反复观察，也就是视频说的两秒钟。
还有我的治疗，只有我自己明白巧门在哪里。
Sonntag, Februar 06, 2011
Samstag, Februar 05, 2011
stern.de: Jeder vierte Deutsche stirbt an Krebs
Aus der stern.de-iPhone-App:
Weltkrebstag - Jeder vierte Deutsche stirbt an Krebs
http://www.stern.de/gesundheit/weltkrebstag-jeder-vierte-deutsche-stirbt-an-krebs-1650582.html
Link zum AppStore: http://itunes.apple.com/de/app/stern-de/id306192028?mt=8